健康主义与数字自我追踪：重塑智利的个人主义精神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Healthism and Digital Self-Tracking: Reinventing the Individualistic Ethos in Chile

数字自我追踪实践通过后人类主义认识论转变重构健康主义，强化个体责任同时依赖技术中介的数据驱动知识，形成“被数据解放的个体”悖论。

　　数字自我追踪实践（DSTPs）在当今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健康管理和生活方式优化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分析智利的两个具体案例——胰岛素泵（IPs）和健身应用（FAs）——探讨这些技术如何重新配置“健康至上”（healthism）的个体主义理念，并推动一种新的自我认知方式，即以数据为媒介的、去语境化的自我理解。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技术对个体生活的深刻影响，也揭示了个体在健康责任与技术依赖之间的复杂张力。

### 数字自我追踪与个体主义健康观的交汇

“健康至上”最初由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在1980年提出，指的是将个人健康视为幸福的基石，并通过生活方式选择实现自我管理，从而将健康责任从社会转移到个体。这一理念在当代被进一步强化，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个人被鼓励通过自我监控、自我调节和风险评估来管理自身健康，而非依赖外部机构或集体努力。这种转变催生了一种新的“患者身份”（patienthood），个体不再是被动接受治疗的对象，而是主动的健康消费者，他们对信息、结果和医疗服务提供者有更高的期待，并试图通过自我管理来实现更理想的身体状态。

随着便携式数字设备的普及，数字自我追踪实践成为健康管理和生活方式优化的重要工具。这些设备通过传感器生成实时数据，使得个人能够以量化的方式理解自身行为和生理状态。数字自我追踪实践不仅仅是技术的应用，更是一种社会技术实践（sociotechnical practice），它涉及用户、技术以及专业和非专业知识的互动。这些实践构建了一种新的自我认知方式，即通过数据和算法反馈，而不是通过内省和语言表达，来理解身体的运作和健康状况。

### 从直觉到数据：身体认知的转变

在数字自我追踪实践中，身体的感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上，人们依赖直觉和经验来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这种理解通常基于对症状的观察和对生活方式的反思。然而，数字自我追踪技术引入了一种新的身体观——分子身体（molecular body），这种身体不再直接可感知，而是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访问和理解。例如，糖尿病患者在使用胰岛素泵之前，往往依赖于身体的直接反应来判断血糖水平，但一旦引入持续血糖监测（CGM）技术，他们必须依赖技术提供的数据来管理疾病。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是一种认识论的变革。数字自我追踪技术通过数据生成一种新的自我知识，使得个体必须在数据与自身经验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用户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体感知能力，认为只有技术才能提供准确的健康信息。例如，一位受访者提到，她过去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血糖水平过低，直到使用CGM后才开始真正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这种依赖技术获取自我知识的现象，使得个体在面对健康问题时，逐渐从“自我理解”的主体转变为“被数据监控的客体”。

与此同时，健身应用也体现了这种从直觉到数据的转变。这些应用通过量化指标，如步数、心率、卡路里消耗和睡眠质量，使用户能够以更精确的方式评估自己的健康状态。这种量化方式不仅改变了用户对健康的理解，也重塑了他们的行为模式。例如，一位用户提到，他通常依靠直觉判断自己的跑步节奏，但使用智能手表后，他开始依赖应用提供的实时数据来调整自己的训练强度。这种转变表明，数字自我追踪技术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自我感知方式，使个体的健康决策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生成的数据。

### 自主性与责任的悖论

数字自我追踪技术的核心在于其对个体自主性和责任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这些技术被宣传为增强个体自主性的工具，通过提供实时数据和反馈，帮助用户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例如，一位受访者提到，使用智能手表让他感到更有信心地进行锻炼，因为他知道设备会实时监控他的身体状况并发出警报。这种“被技术陪伴”的感觉，似乎增强了个体的自我掌控能力。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增强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个体完全摆脱了责任。实际上，数字自我追踪技术往往要求用户承担更多的管理任务。例如，胰岛素泵的使用不仅需要用户持续监测血糖水平，还需要他们进行频繁的校准、调整胰岛素剂量，并应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这些任务不仅增加了用户的劳动负担，也使得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以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这种责任的增强，与传统健康管理模式中的“自我管理”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数字自我追踪技术还引入了一种新的责任形式——“数据责任”。在这种模式下，个体的责任不再仅仅体现在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和调整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对数据的解读和响应上。例如，一位受访者提到，她虽然信任胰岛素泵，但仍然必须不断检查数据，以确保其准确性。这种“数据责任”意味着，个体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认知和判断任务。

### 竞争与标准化：健康行为的重塑

健身应用的使用还引入了一种新的健康行为模式——竞争性自我优化（competitive self-optimisation）。这些应用通过游戏化的界面和实时反馈，鼓励用户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并与他人进行比较。例如，一位受访者提到，他使用Strava等平台来记录自己的跑步成绩，并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激励自己。这种竞争机制不仅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感，也使得健康行为变得更具可衡量性和可比较性。

然而，这种竞争性自我优化也带来了标准化的问题。健身应用通过量化指标，将个体的健康行为纳入到一个更广泛的数据系统中，使得健康管理变得更加结构化和制度化。例如，一些用户提到，他们开始遵循固定的路线和饮食习惯，以确保数据的可比性。这种标准化的健康行为，虽然有助于提高效率和可预测性，但也可能导致个体的日常生活被过度规范，从而丧失一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此外，健身应用的使用还涉及到一种新的自我认知方式——“数字自我”（digital self）。在这种认知方式下，个体的健康不再仅仅是一个私人问题，而是被嵌入到一个更大的数据网络中。例如，用户可能会将自己的健康数据与其他人的数据进行比较，从而形成一种集体化的健康意识。这种意识虽然增强了个体的参与感，但也可能使他们感到被监控和被评价，从而产生焦虑和不安。

### 数据的权威性与主体的失落

数字自我追踪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对数据的依赖，这种依赖使得个体在面对健康问题时，逐渐将自我认知和管理权让渡给技术。然而，这种数据驱动的自我认知并不总是可靠的，它可能掩盖了个体的真实体验和感受。例如，一位受访者提到，她虽然信任胰岛素泵，但有时会感到设备发出的警报并不准确，从而产生怀疑和不安。这种怀疑不仅反映了技术的局限性，也揭示了个体在面对数据时的无力感。

此外，数字自我追踪技术还可能引发一种“主体的失落”（desubjectivation）。当个体的健康决策完全依赖于数据时，他们可能会失去对自身身体的直接感知能力，从而感到与自我之间的疏离。例如，一位受访者提到，她使用智能手表后，发现自己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健康状况，因为只有设备才能提供精确的数据。这种数据驱动的自我认知，虽然提高了健康管理的效率，但也可能削弱个体的自主性和主体性。

### 技术的中介作用与文化背景的互动

数字自我追踪技术的使用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和社会问题。这些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例如，在智利，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健康责任被更多地转移到个体身上，使得数字自我追踪技术的使用更加普遍。然而，这种技术的使用也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不同阶层的用户可能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不同。

此外，数字自我追踪技术的使用还涉及到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人-技术耦合”（human-technology coupling）。在这种关系中，个体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也是技术的被塑造者。例如，一些用户提到，他们开始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以适应技术的要求。这种调整不仅体现在日常的健康管理上，也体现在对自我认知和管理方式的重塑上。

### 结论与未来方向

本文的研究表明，数字自我追踪实践正在重新配置“健康至上”的个体主义理念，并推动一种新的自我认知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改变了个体对健康的理解，也重塑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和责任结构。然而，这种转变并非没有代价，它可能导致个体在面对健康问题时，过度依赖技术，从而削弱自身的自主性和主体性。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数字自我追踪技术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应用和影响。例如，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的健康管理模式，分析数字自我追踪技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发挥作用。此外，还可以研究个体如何在面对技术依赖时，寻找新的自我认知和管理方式，以平衡技术带来的便利与自主性。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数字自我追踪技术的理解，也为未来的健康管理和生活方式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