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在基于理论的在线干预过程中，不活跃的亲子互动对促进身体活动的参与度和保持率的影响

《European Journal of Sport Science》：Predicting Engagement and Retention During an Online Theory-Based Intervention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Inactive Parent-Child Dyads

在线身体活动干预中，自主动机、母亲身份、社交媒体招募和大学教育显著影响父母参与度及干预留存，但儿童性别和就业状态未呈现统计显著差异。

　　这一研究聚焦于如何预测和理解那些缺乏足够身体活动的家长与孩子参与在线行为改变干预项目的持续性和参与度。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久坐不动和缺乏运动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健康问题，不仅影响个体的身体健康，还对心理健康和社会整体福祉造成威胁。因此，许多国家政府和健康组织正在积极推广行为改变干预项目，以帮助家庭成员提升日常身体活动水平。然而，尽管这些干预项目在理论上被广泛接受为有效的证据来源，实际操作中仍面临一些关键挑战，尤其是如何吸引和保留那些最需要帮助但可能缺乏内在动机的人群。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团队通过芬兰的一个大规模样本，分析了影响家长和孩子参与在线干预项目的主要因素。他们采用了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整合行为改变模型（Integrated Behavior Change Model），设计了一项针对缺乏身体活动的家长与儿童的干预研究。该研究不仅关注干预内容本身的有效性，还特别关注参与者在项目中的持续参与情况，即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完成后续的评估和干预任务。研究结果表明，家长和儿童的内在动机、性别、教育水平、就业状况以及参与方式，都是影响他们是否能够坚持完成干预项目的重要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家长的内在动机在预测他们是否能够坚持完成干预项目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些在项目开始前就表现出较高内在动机的家长，更有可能继续参与并完成后续的评估任务。这表明，内在动机不仅影响行为本身，还可能在行为改变的干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此外，家长的性别也对干预项目的参与度产生影响，母亲更有可能完成整个干预过程，而父亲则在参加线上会议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这一现象可能与父亲在儿童身体活动方面的影响力有关，也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社会角色和期望所致。与此同时，家长的教育水平同样显示出重要影响，拥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家长更倾向于参与并完成干预项目，这可能与他们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对行为改变的重视程度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的性别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家长的参与情况。研究发现，当儿童为女孩时，家长的线上会议出席率更高。这一结果可能与父母对子女性别差异的感知有关，也可能反映出父母在参与家庭活动时更倾向于与同性别的孩子互动。然而，这一发现仍需进一步研究以确认其普遍性，尤其是在样本中女性家长占主导的情况下，这种趋势是否具有代表性。

研究还发现，通过社交媒体招募的家长比通过专业调研面板公司招募的家长更有可能完成干预项目。这表明，不同的招募方式可能对干预项目的参与度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更为广泛和多样化的信息传播渠道，可能能够更有效地吸引那些对健康和运动有兴趣的个体，而专业调研面板公司可能在某些方面限制了样本的多样性，进而影响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尽管这一发现并非研究的主要假设，但它为未来干预项目的招募策略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在分析过程中，研究团队使用了偏最小二乘回归（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方法，这是一种适用于小样本和非正态分布数据的统计分析技术。通过这种方法，他们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内在动机、家长和儿童的性别、教育水平、就业状况以及招募来源。研究结果显示，这些变量在预测干预项目的完成率和参与度方面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并非所有变量都表现出一致的影响。例如，家长的就业状况并未对干预项目的完成率或参与度产生显著影响，这与以往一些研究中提出的观点相悖，提示在特定情境下，就业状况可能不是影响干预参与的主要因素。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揭示了影响家庭成员参与身体活动干预项目的关键因素，强调了内在动机在行为改变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它也指出了在设计和实施干预项目时，需要充分考虑不同人口学特征对参与度的影响，尤其是如何吸引和保留那些原本缺乏动机的人群。研究还指出，未来的干预项目应更加注重对不同群体的个性化设计，以提高整体的参与度和效果。此外，研究结果也对干预项目的招募策略提出了新的思考，建议在设计干预项目时，可以考虑利用社交媒体等渠道，以提高招募的多样性和有效性。

研究的局限性同样值得关注。首先，由于研究对象主要为女性家长，样本的代表性可能受到一定限制，因此研究结果在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时需要谨慎对待。其次，研究采用了相关性设计，而非因果性设计，因此无法明确某些变量是否直接导致了干预项目的参与度变化。此外，研究并未深入探讨参与者退出干预项目的具体原因，这可能会影响对干预效果的全面评估。最后，尽管研究中涵盖了多个重要的社会人口学变量，但某些变量（如就业状况）的分组方式可能掩盖了更细微的差异，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更细致的分类方式，以进一步揭示这些变量对干预项目的影响。

研究的结论为未来的行为改变干预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它表明，内在动机、教育水平、性别以及招募方式是影响干预项目完成率和参与度的关键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在不同群体中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这提示在设计干预项目时，需要采取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策略，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同时，研究也强调了在实际应用中，如何提高那些原本缺乏动机的人群的参与度，是提升干预效果的重要课题。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不同的激励方式或干预设计，提高这些人群的参与意愿和持续性。

此外，研究还指出，当前的干预项目虽然在理论上有较强的依据，但在实际执行中仍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如何在不依赖外部激励的情况下，吸引和保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个体，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多层级策略，结合行为改变的理论框架，如COM-B模型和行为改变轮模型，以更全面地理解和干预行为改变的机制。同时，研究也强调了在设计干预项目时，应充分考虑个体的动机状态，通过降低参与门槛或增强对动机不足者的支持，来提高整体的干预效果。

最后，研究团队在论文中强调了对研究结果的解释需要谨慎对待，尤其是在样本结构和研究设计方面。他们指出，尽管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但在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时，仍需进一步验证和调整。此外，他们还呼吁更多的研究关注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例如教育水平较低或就业状况不佳的家长，以确保所有人群都能从行为改变干预项目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