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与白蛋白比值(NPAR)在子宫内膜癌中的预测作用:一种新的预后标志物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The Predictive Role of Neutrophil Percentage-to-Albumin Ratio (NPAR) in Endometrial Carcinoma: A Novel Prognostic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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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11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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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癌患者术前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与白蛋白比值(NPAR)及其与其他炎症指标对肿瘤进展和预后的预测价值。纳入194例患者,分析NPAR、NLR、PLR、SII、SIRI与病理特征(如LVSI、深肌层浸润、FIGO分期)及实验室指标相关性。结果显示NPAR与高级别(FIGO≥II)显著相关(p<0.001),预测模型Nagelkerke R2达0.79;但NPAR对LVSI和深肌层浸润无显著预测。其他指标如SIRI、PLR及低NLR与高级别相关。本研究证实NPAR作为新型预后生物标志物具有临床应用潜力,需进一步前瞻性研究验证。
这项研究探讨了系统性炎症标志物在子宫内膜癌患者中的预后价值,尤其是新型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与白蛋白比值(NPAR)的表现。子宫内膜癌是发达国家中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持续上升,特别是在肥胖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尽管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已有显著进展,但早期和准确的预后评估仍然是提高患者生存率和优化治疗策略的关键环节。因此,寻找易于获取、成本低廉且具有实际临床应用价值的预后标志物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性炎症标志物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癌症预后研究。例如,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以及C反应蛋白(CRP)等指标已被证明与多种癌症的不良预后相关。这些指标反映了机体炎症反应与肿瘤进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可能通过影响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活性、血管生成及代谢状态,间接影响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能力。此外,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作为整合血小板、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计数的综合指标,已被证实为子宫内膜癌的重要预后因子。
NPAR作为一种新兴的炎症标志物,其计算方式为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与血清白蛋白浓度的比值,相较于传统指标,NPAR在多种癌症类型中展现出良好的预后价值。例如,在膀胱癌和口腔癌的研究中,NPAR已被证明能够有效预测患者的生存率和疾病进展。值得注意的是,NPAR不仅在肿瘤领域有应用,还被用于评估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和晚期肝纤维化等非肿瘤疾病的严重程度。这一多领域应用表明NPAR可能在评估全身炎症反应方面具有广泛的意义。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194例接受手术治疗的子宫内膜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者发现NPAR与肿瘤分期(特别是FIGO分期≥II)存在显著关联。这一结果提示NPAR可能在评估子宫内膜癌的恶性程度方面具有潜在价值。然而,NPAR在预测淋巴管血管浸润(LVSI)和深肌层浸润(≥50%)方面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这可能与NPAR的生物学机制有关,即其主要反映的是中性粒细胞比例与白蛋白水平的动态平衡,而LVSI和深肌层浸润更多受到肿瘤微环境和局部免疫反应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未被NPAR所直接捕捉。
研究还发现,其他炎症指标如SIRI(单核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乘以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和PLR在预测肿瘤分期方面同样表现出显著性,而NLR(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则与肿瘤分期呈负相关。这表明,在子宫内膜癌的预后评估中,不同炎症指标可能对不同的病理特征具有独特的预测价值。例如,NPAR和SIRI在预测晚期肿瘤方面具有更强的独立性,而NLR可能在反映肿瘤的免疫逃逸能力方面更具优势。
为了进一步评估这些炎症指标的临床实用性,研究者采用了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来确定最佳截断值,并通过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其对预后参数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NPAR在预测晚期子宫内膜癌方面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其回归模型显示出良好的拟合度和预测能力(Nagelkerke R2 = 0.79,p < 0.001)。这一发现为NPAR作为子宫内膜癌预后评估工具提供了有力支持。
此外,研究者还分析了炎症指标与CA-125水平之间的关系。CA-125是一种常用于卵巢癌筛查和监测的肿瘤标志物,但在子宫内膜癌中的应用尚不明确。研究发现,晚期肿瘤与较低的CA-125水平呈负相关,这可能与肿瘤对CA-125的表达影响有关。同时,NPAR与CA-125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提示这两者可能共同反映肿瘤的生物学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还观察到炎症指标之间的显著相关性。例如,中性粒细胞计数与NLR、NPAR和SIRI呈正相关,而淋巴细胞计数则与这些指标呈负相关。这种强相关性表明,这些指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体的整体炎症状态,而不仅仅是某一类细胞的变化。同时,白蛋白水平与NPAR和NAR(中性粒细胞绝对值与白蛋白比值)呈负相关,提示低白蛋白血症可能与较高的炎症负荷有关,进而影响患者的预后。
从研究方法上看,本研究采用的是回顾性分析,数据来源于单一中心的患者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此外,研究中未纳入分子分类参数,这可能影响对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全面理解。未来的研究应考虑扩大样本来源,增加多中心数据,并结合分子生物学指标,以更全面地评估NPAR及其他炎症标志物的临床价值。
综上所述,NPAR作为一种新型、简便且成本低廉的预后标志物,在子宫内膜癌的临床评估中展现出重要的潜力。其与肿瘤分期的显著关联表明,NPAR可能在识别高危患者和指导个体化治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然而,为了更充分地验证其临床应用价值,仍需开展更多前瞻性研究,并结合分子生物学和影像学数据,以进一步明确其在不同肿瘤亚型和疾病阶段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同时,研究者应关注炎症指标在肿瘤微环境中的动态变化,并探索其在治疗监测和预后评估中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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