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规划视角：40年的发展与变革

《Planning Perspectives》：Editing planning perspectives: 40 years of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本文通过幸存编辑的回顾，梳理《规划视角》期刊40年发展历程，探讨其从3期/年296页到1443页的规模扩张，揭示编辑团队更迭（Cherry、Sutcliffe、Ward、Gold夫妇）对学术方向的影响，分析国际出版合作、双盲审稿制度演变及应对疫情等挑战的策略，总结学术期刊在学科发展、全球化与商业化平衡中的经验。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规划视角》（Planning Perspectives，简称PP）从一个初创的学术期刊逐渐成长为一个在规划历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平台。这本期刊的演变不仅反映了规划历史研究本身的成长轨迹，也映射了整个学术出版领域的发展历程。PP的创办和成长，是多个关键人物和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最核心的推动者是戈登·切里（Gordon Cherry）和安东尼·苏特克利夫（Anthony Sutcliffe）。他们不仅奠定了期刊的基础，还通过一系列举措使其逐渐成为规划历史研究的代表性刊物。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伴随着学术出版环境的变化、研究方向的调整以及编辑团队的不断演变。

在期刊初创阶段，学术界对于规划历史的研究兴趣并不浓厚。尽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许多跨学科的研究项目，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理论探讨和方法论的建立上，而规划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尚未完全确立。在这一时期，规划历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往往被发表在其他综合性期刊中，如《城市历史年鉴》（Urban History Yearbook）和《城市历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直到1985年，《规划文献杂志》（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才正式创刊，而真正意义上的规划历史期刊《规划视角》则是在1986年诞生。这本期刊的创立，填补了学术界对规划历史系统性研究的空白，也标志着这一领域开始走向专业化和制度化。

切里和苏特克利夫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期刊的创办上，还在于他们对规划历史研究方向的深远影响。他们早期的学术活动，包括切里的《规划历史》一书和苏特克利夫在规划历史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两人共同推动了规划历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并通过组织学术会议、建立国际性的学术网络（如规划历史小组，后更名为国际规划历史学会，IPHS）以及与出版商的紧密合作，逐步将规划历史研究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在他们的努力下，《规划视角》不仅成为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和研究方向。

随着期刊的发展，其编辑团队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在切里去世后，苏特克利夫继续担任主编，直到2001年。随后，霍尔（Helen Meller）接任，她曾是编辑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切里早期推动规划历史研究的重要伙伴。霍尔在任期间，不仅扩大了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还开始重视学术内容的多样性，尤其是在地理分布和研究主题上的拓展。她曾提到，尽管切里希望期刊能够更具包容性，但在早期阶段，期刊的作者主要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而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作者数量相对较少。这反映出当时规划历史研究在地理上的不平衡，也促使编辑团队更加关注如何吸引更多来自不同地区的学者参与。

在霍尔之后，迈克尔·海伯特（Michael Hebbert）担任主编，他同样致力于提升期刊的国际化程度和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在他的任期内，期刊的出版频率和篇幅都有所增加，编辑团队也逐步扩展，包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海伯特强调，编辑工作不仅仅是筛选和审核论文，更是一种责任，即通过组织和引导，让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能够更好地参与这一领域。他特别提到，鼓励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发表文章，是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的必要举措。

2018年，约翰·戈尔德（John Gold）和玛格丽特·戈尔德（Margaret Gold）接任主编。他们上任后，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庞大的论文积压问题。由于期刊在前几十年的持续发展，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未能及时发表，导致编辑团队在初期需要处理大量已接受的论文。这一情况促使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增加期刊的出版频率、扩大每期的篇幅，以及推动更多主题性特刊的出版。戈尔德认为，这些变化不仅有助于提升期刊的影响力，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他特别指出，虽然特刊的引入带来了更多的编辑工作，但它们也能够吸引那些原本可能不会选择发表在该期刊上的学者，从而进一步丰富期刊的内容。

在编辑工作过程中，期刊的出版流程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最初，期刊的同行评审制度并不完善，许多论文的发表依赖于编辑的个人判断。然而，随着学术出版标准的提高，双盲评审制度逐渐被采用，这不仅提高了论文的质量，也增强了期刊的学术可信度。此外，期刊的出版商——泰勒与弗朗斯（Taylor & Francis）——在期刊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协助建立了期刊的国际网络，包括通过设立IPHS奖来鼓励高质量的论文发表。这一奖项的设立，不仅提升了期刊的学术声誉，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国际规划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除了学术内容的拓展，期刊的编辑团队也在不断变化。早期的编辑团队主要由切里和苏特克利夫组成，随后逐渐引入了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例如，海伯特在担任主编期间，推动了编辑团队的多元化，使其更加符合期刊的国际化定位。而在戈尔德担任主编之后，编辑团队进一步扩大，包括来自不同地区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共同负责期刊的审稿、编辑和推广工作。这种多元化的编辑结构，使得期刊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需求，同时也能更有效地回应学术界对规划历史研究的新期待。

在语言和文化方面，《规划视角》一直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即如何在英语主导的学术环境中保持其国际性。许多学者指出，英语国家的学术文献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全球学术出版，而其他语言的研究成果往往被忽视。为此，编辑团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立语言助理、鼓励非英语国家的学者提交论文，并在期刊中强调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成果的包容性。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phone squint）或“欧洲-美洲中心主义”（Euro-American myopia）的问题，使得《规划视角》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全球规划历史的多样性。

此外，期刊的出版模式也在不断演变。最初，《规划视角》主要依赖纸质出版，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子版的出版逐渐成为主流。编辑团队开始探索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出版模式，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论文的可见度，也符合当前学术出版的趋势。然而，这种转型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如何在保持学术质量的同时，适应开放获取模式下的资金需求和出版流程变化。同时，期刊与IPHS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由于IPHS希望获得正式的慈善机构地位，而这一目标与商业出版商之间的关系存在冲突，期刊不得不寻求新的治理模式，以确保其独立性和可持续性。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规划视角》依然在学术界保持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见证了规划历史研究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过程，也反映了学术出版领域在技术、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深刻变革。从最初的三期年刊到如今的六期年刊，从296页到1443页的扩展，这些数字背后是期刊在学术影响力和研究深度上的持续提升。同时，编辑团队的不断调整和创新，也使得期刊能够更好地适应学术界的需求，保持其在规划历史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总的来说，《规划视角》的四十年发展史，是一个关于学术探索、制度创新和文化包容的缩影。它不仅为规划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也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未来的学术出版环境中，如何进一步拓展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学术质量以及适应新的出版模式，将是编辑团队面临的重要课题。然而，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编辑团队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通过持续的努力和创新，确保了期刊的稳定发展和学术活力的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