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镜头：摄影在塑造规划历史中的作用

《Planning Perspectives》：Through the camera lens: the role of photography in shaping planning histories

摄影在规划史中的方法论潜力与学科实践局限。通过分析2002-2025年间两本权威期刊的549篇文章，发现摄影主要作为插图（59.42%）或历史证据（17.04%），但仅4.59%至10.37%的案例实现图像分析。研究揭示规划史存在视觉方法论缺失，照片多被用作辅助而非批判性工具，导致对视觉文化在塑造城市叙事、权力关系和集体记忆中的潜在价值忽视。建议建立视觉研究规范，完善图像元数据标准，推动跨学科方法整合。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城市规划历史的研究逐渐演变为一个深入探讨城市如何被构想、设计和记忆的领域。这一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城市演变的理解方式，也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视觉材料在规划历史研究中的角色。本文旨在庆祝这一演变，并特别关注一个常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元素——摄影。摄影并非只是被动的记录工具，而是积极地参与构建和批判规划历史叙事的媒介。通过借鉴学者Ariella Azoulay对照片作为公共事件的观点以及Elizabeth Edwards对图像作为“动态”和“模糊”载体的描述，本文探讨了摄影如何打破传统叙述，挑战偏见，并揭示那些未被讲述的城市变迁历史。

本文的调查涵盖了近550篇发表于2002年至2025年的学术文章，从中提炼出四个反复出现的分析用途：重建消失的城市形态、重写规划历史、重新定义空间叙事以及揭示代表性的政治内涵。这些方法展示了摄影在挑战官方叙述和呈现边缘化故事方面的潜力。然而，尽管摄影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其在规划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却常常不一致，且缺乏系统性的视觉方法论支持。此外，本文还延伸至规划历史书籍的调查，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发现如何融入该学科更广泛的历史叙述发展之中。通过将摄影置于规划历史研究的核心位置，本文呼吁一种更具批判性的视觉方法论，以实现规划历史的民主化、拓宽作者群体，并促进更加包容的城市叙事。

本文的结构首先讨论了期刊和书籍调查的范围和结果，接着反思了该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假设，并提出了未来摄影应用的建议。最后，本文为规划历史学界如何更积极地融入视觉文化提出了展望。通过这些分析，本文为规划历史学界正在兴起的“视觉转向”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摄影在规划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潜力，但其应用仍主要停留在说明性的层面。在《Planning Perspectives》和《Journal of Planning History》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规划历史学刊中，摄影被用于支持文本内容，而非作为分析或理论探讨的核心工具。这种现象不仅在期刊文章中存在，也反映在规划历史书籍的出版中。即使是一些在该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书籍，如John Reps的《The Making of Urban America》和Anthony Sutcliffe的《Metropolis 1890–1940》，它们在使用照片时也主要将其作为辅助材料，而非深入分析的对象。这种倾向表明，尽管摄影在规划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它在该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中仍处于边缘地位。

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将摄影纳入更系统的分析框架。例如，在《Planning Perspectives》中，一些文章通过照片重构已经消失的城市空间，揭示了规划者的设计意图。在《Journal of Planning History》中，也有学者利用照片来挑战殖民时期的意识形态叙述，揭示城市居民如何通过视觉方式表达对规划政策的不满。这些案例表明，摄影不仅能够作为历史记录的工具，还能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重要媒介。

尽管如此，整体来看，规划历史学界在方法论上的反思仍然不足。许多学者在使用照片时，往往只关注其内容，而忽视了照片的制作背景、传播路径以及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这种做法限制了照片作为分析对象的潜力，使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仅被视为辅助材料。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本文建议学界采取更加系统和批判性的视觉方法论，将照片视为具有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的复杂媒介，而不仅仅是视觉证据。

此外，本文还指出，规划历史学界在方法论上的保守性可能源于其长期以来对文本和地图等传统资料的依赖。虽然这些资料在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但它们往往忽略了视觉材料在构建和传达城市意义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引入视觉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规划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照片如何参与城市叙事的构建，并如何反映社会关系和权力动态。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城市历史的理解，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加多元和包容的视角。

在方法论层面，本文提出了五项建议，以推动规划历史学界对视觉材料的更广泛和深入应用。首先，期刊可以设立专门的“视觉方法”附录，为分析性照片的使用提供指导。其次，规划历史课程应纳入视觉方法的培训，使学者能够以批判性的眼光阅读和分析图像。第三，建立一个共享的数字档案库，以促进对规划相关照片的开放访问和详细元数据管理。第四，学术会议和协会应组织跨学科的工作坊，促进历史学者与地理学家、摄影师和档案管理员之间的对话。最后，可以通过灵活的作者模板，鼓励将照片作为论证的一部分，进行档案与当代图像的对比，并在作者自身拍摄的照片中加入反思性注释。

通过这些措施，规划历史可以更全面地利用视觉材料，不仅拓展其证据基础，还能丰富其叙事内容。摄影不仅是城市变迁的见证者，更是塑造这种变迁想象、合理化和记忆的主动参与者。只有当规划历史学界能够以更加开放和批判的态度对待视觉材料，才能真正挖掘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潜力，并为公众提供更具代表性的城市历史视角。这种转变不仅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补充，更是对规划历史学科本身的一种重构，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当代城市面临的复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