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健康行为：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改善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证据

《Global Health Action》：Activating health behaviors: how doe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mprove the physical health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Evidence from the ‘Broadband China’ pilot policy

数字基础设施发展通过促进健康行为（如增加锻炼和医疗支出）改善中老年人群身体健康，并减少健康不平等，尤其在低教育水平和老年群体中效果显著。

　　在当今社会，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正逐渐成为影响公众健康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中老年群体中，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可能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关于数字基础设施与身体健康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在非西方国家背景下，仍存在许多空白。本文通过对中国中老年群体的实证研究，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其身体健康的影响，揭示了数字基础设施如何通过促进健康行为来改善身体健康，并分析了其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异质性效应。

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这一趋势对社会经济结构和公共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报告，到2070年代末，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将超过22亿，首次超过18岁以下人口的数量。在中国，202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5.6%，预计未来几十年这一比例将持续上升。这一变化给医疗系统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因为中老年人更容易受到慢性病和功能衰退的影响。因此，推动健康老龄化已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面对这一挑战，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一项新兴的公共政策工具，展现出其在改善中老年人健康方面的潜力。

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尤其是宽带网络的普及，不仅改变了信息获取方式，也重塑了健康服务的提供模式。互联网的扩展使人们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健康信息，参与远程医疗，以及进行健康相关的决策。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提高健康信息的可及性，促进健康行为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健康状况。然而，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层面的互联网使用，较少关注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宏观干预手段对健康行为和健康结果的影响。此外，关于数字基础设施是否能够缓解健康不平等的研究也相对有限。

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采用了一种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利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政策干预的外部冲击，结合CHARLS（中国健康与退休追踪调查）的面板数据，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影响。CHARLS是一个覆盖全国150个县区、以中老年人为主的纵向调查项目，数据来源广泛，具有较高的代表性。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模型，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前后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分析数字基础设施的因果效应。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健康行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通过子群体分析揭示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异质性。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产生了适度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日常活动能力受限的轻微减少上。这种影响并非直接作用于健康状态，而是通过促进更健康的习惯和行为，如增加体育锻炼和提高健康相关支出，间接改善了身体健康。此外，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老年人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具有更显著的健康效益，而对中年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影响较小。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在缓解健康不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那些原本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中，其补偿效应更为明显。

从理论上讲，本研究基于“再社会化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提出了数字基础设施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机制。再社会化理论认为，个体需要不断适应社会环境，并在生命历程中获取新的技能以维持社会整合。对于中老年人而言，随着身体功能的下降和社会角色的转变，健康管理变得更加复杂。数字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工具，使他们能够更方便地获取健康知识，进行自我管理，并与医疗资源建立联系，从而更好地应对健康需求。消费者行为理论则强调，数字技术通过提供健康信息和在线服务，改变了健康消费行为，使个体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健康决策。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帮助解释数字基础设施如何通过影响健康行为来改善身体健康。

研究还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健康的影响。首先，平行趋势检验显示，在政策实施前，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在健康趋势上具有相似性，这支持了DID方法的适用性。其次，通过使用置换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研究发现，即使随机分配政策干预，结果仍不显著，进一步确认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健康的影响并非偶然。此外，研究还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PSM-DID）方法，以减少选择偏差，确保政策影响的估计更为可靠。这些检验方法共同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确实对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健康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中，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体育锻炼，还增加了健康相关支出。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改善健康行为，间接提升了身体健康水平。研究进一步通过Bootstrap方法检验了这些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显示，体育锻炼和健康相关支出的间接效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在改善身体健康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为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健康提供了新的视角，即通过改变个体的行为模式，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间接促进健康。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老年人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具有更显著的健康效益，而对中年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影响较小。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不同群体在健康需求、资源获取能力和适应能力方面的不同。老年人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因此更容易从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善中受益。教育水平较低的个体可能缺乏传统的健康信息渠道，数字基础设施则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获取健康知识和资源的途径。相比之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通常已经具备较好的健康资源，因此数字基础设施对其健康的影响较为有限。这些发现强调了在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设计中，应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差异，以实现更公平的健康改善。

研究还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在缓解健康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数字基础设施的扩展有助于改善健康信息的可及性，优化健康资源的分配，并降低健康服务的成本，从而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特别是对于那些原本处于健康劣势的人群，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善可能带来更显著的健康提升。研究通过使用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来衡量健康不平等，发现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显著降低了相对健康劣势。这一结果为数字基础设施在促进健康公平方面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也为未来政策设计提供了参考。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数字基础设施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拓展了数字健康政策的研究视野。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个体层面的互联网使用，而本文则从宏观层面出发，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公共资源如何通过系统性的途径影响健康。这一研究为理解数字技术对健康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际的政策建议。例如，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加速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扩大光纤宽带和5G网络的覆盖范围，以增强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同时，可以通过提供补贴和培训，提高中老年人的数字健康素养，促进他们对数字健康工具的使用。此外，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制定差异化的健康政策，有助于实现更公平的健康改善。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CHARLS数据仅覆盖到2020年，而近年来数字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可能带来更显著的健康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利用更新的数据进行验证。其次，尽管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健康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幅度相对较小，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显现其全面的健康效益。此外，由于试点城市的选定并非完全随机，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差，影响研究结果的因果推断。最后，虽然研究识别了健康行为的中介效应，但这些效应的因果路径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受到其他未观测因素或同时期政策的影响。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身体健康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证据，并为未来数字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研究不仅强调了数字基础设施在改善健康方面的作用，还揭示了其在缓解健康不平等方面的潜力。这些发现对于推动健康老龄化、优化健康资源配置、以及促进数字技术与健康服务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数字基础设施在更长时间跨度内的影响，并结合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以更全面地理解其在健康领域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