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回顾性登记研究，比较了便携式学校模式和标准诊所模式的效果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ircumpolar Health》：A retrospective registry study comparing a portable school-based model and a standard clinic-based model

学校便携式口腔健康检查模式与固定诊所模式对比显示，便携式模型显著缩短随访间隔（中位数11个月 vs 25个月），减少龋齿（11.7% vs 21.1%）和拔牙（22.4% vs 35.5%）发生率，并提高个性化复诊比例（24.9% vs 11.7%）。组织管理因素比地理可及性更关键。

　　在芬兰，儿童口腔健康服务的组织方式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显著差异，这为探讨口腔健康服务模式对儿童健康结果的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本研究通过比较两种截然不同的服务模式——基于学校的便携式服务（Nokia）与基于诊所的标准服务（Tampere）——来评估其在儿童口腔健康检查和护理方面的效果。Nokia作为试点地区，采用了学校为基础的便携式口腔健康服务，而Tampere则继续沿用传统的固定诊所模式。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模式在多个关键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反映出组织方式对口腔健康服务效率、覆盖范围和质量的深远影响。

从研究设计来看，本研究选择了两个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地区，以确保比较的公平性。Nokia和Tampere的人口规模和社会经济状况接近，失业率分别为4%和5%，中等收入人群占比分别为49%和48%，而基尼系数则分别为22和28，显示出两地区之间相对较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这种选择有助于排除因经济差异带来的潜在干扰因素，从而更准确地评估服务模式本身的影响。研究对象为2013年出生并在2020至2023年间就读于芬兰小学的儿童，年龄范围从7岁到10岁，覆盖了从入学到小学高年级的整个阶段。这一年龄段的选择基于芬兰政府规定，即儿童在入学时需接受一次口腔健康检查，这使得研究对象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儿童口腔健康服务的基本要求和实施效果。

在研究过程中，数据主要来源于电子健康记录系统。Nokia和Tampere各自使用了不同的系统，Lifecare of Nokia和Lifecare of Tampere，这为研究提供了详细的患者信息，包括检查次数、最长检查间隔、诊断结果、口腔健康护理措施和随访时间等。通过这些数据，研究者能够系统地比较两种模式在服务提供频率、诊断结果和治疗干预方面的差异。此外，研究还纳入了性别分析，发现无论在哪个模型中，男孩和女孩在各项指标上均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意味着性别对口腔健康服务的影响相对较小，或者研究设计在性别分布上较为均衡。

研究结果显示，基于诊所的标准模型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首先，标准模型的检查间隔显著更长，中位数为25个月，而便携式模型的中位数仅为11个月（p<0.001）。这一差异表明，标准模型可能在安排随访检查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或者其服务流程未能有效促进定期检查。其次，标准模型中个体化随访时间的比例较低，仅为11.7%，而便携式模型则高达24.9%（p<0.001）。个体化随访时间的设置通常基于儿童的口腔健康状况和潜在风险，这种差异可能意味着标准模型在个性化服务方面不如便携式模型灵活或高效。

此外，标准模型的随访时间也明显更长，平均为17个月，而便携式模型仅为6个月（p<0.001）。这表明，在标准模型下，儿童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后续的口腔健康服务，这可能影响早期干预的效果。同时，标准模型中儿童接受的预防性护理措施更多，这可能意味着在固定诊所模式下，预防性服务的推广更为系统。然而，标准模型中儿童的龋齿患病率（21.1% vs. 11.7%）和牙齿修复治疗比例（41.3% vs. 33.1%）均显著高于便携式模型，而拔牙比例（35.5% vs. 22.4%）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果提示，标准模型可能在某些方面提供了更全面的口腔健康护理，但也可能带来了更高的治疗负担。

从服务组织方式来看，两种模型在服务流程和责任分工上存在明显区别。在Nokia，学校是口腔健康检查的主要场所，便携式牙科设备被运送到学校，由牙医进行检查。如果需要进一步治疗或护理，儿童将被安排到固定诊所。而在Tampere，所有检查均由牙科卫生员完成，若发现需要进一步评估或治疗的情况，会将儿童转介给牙医。这种分工模式可能影响了检查的频率和深度。例如，标准模型中更多的儿童仅接受牙科卫生员的检查，而便携式模型中，有35%的儿童仅由牙医进行检查（p<0.001），这表明便携式模型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更倾向于直接由牙医进行检查，而标准模型则更依赖牙科卫生员的初步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种模式在服务组织上有所不同，但儿童的总体参与率保持较高水平。研究中仅有1.5%的儿童未参加检查，这说明无论采用哪种模式，芬兰的儿童口腔健康服务都具有较高的覆盖率。然而，这种覆盖率并不意味着服务效果完全一致。在标准模型下，尽管检查次数更多，但检查间隔更长，这可能影响了儿童的持续口腔健康管理。相比之下，便携式模型虽然检查次数较少，但随访时间更短，这可能有助于更频繁地监测儿童的口腔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

在服务组织方式对儿童口腔健康的影响方面，研究还发现，标准模型中儿童接受的预防性护理措施更多，这可能意味着在固定诊所模式下，预防性服务的推广更为系统。然而，标准模型中儿童的龋齿患病率和牙齿修复治疗比例均显著高于便携式模型，这可能反映出在固定诊所模式下，儿童的口腔健康问题更早被发现和处理，从而需要更多的治疗干预。此外，标准模型中牙齿拔除的比例也更高，这可能意味着在固定诊所模式下，儿童更倾向于接受更激进的治疗措施，而便携式模型则更注重预防和早期干预。

从政策角度来看，研究结果对芬兰乃至其他福利国家的口腔健康服务模式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芬兰，口腔健康服务的组织方式不仅仅是地理因素的考量，更是系统层面的资源配置和管理策略。研究指出，便携式模型在服务频率和随访时间方面表现更优，这可能使其更适合在偏远地区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区中推广。而在城市地区，标准模型可能更适用于提供系统化、标准化的预防性服务，尤其是在有足够资源和基础设施支持的情况下。此外，研究还强调了家庭参与在儿童口腔健康维护中的重要性，指出家长的口腔健康意识和行为对儿童的口腔健康状况具有直接影响。因此，服务模式的设计应考虑如何增强家庭与专业服务之间的互动，以提高儿童的口腔健康水平。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未涵盖一些重要的口腔健康指标，如牙龈出血指数（BOP）和龋齿、缺失、填充牙齿（DMF）指数，这些数据的缺失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其次，研究未能分析不同服务模式对每名儿童治疗成本的影响，这可能限制了对经济可行性的评估。此外，研究未能深入探讨移民背景对儿童口腔健康行为和结果的影响，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尤其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区中，移民群体往往面临更多的健康挑战。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纳入这些变量，以更全面地评估服务模式的综合影响。

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了芬兰在口腔健康服务组织方面的多样化实践，并为优化服务模式提供了实证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服务模式的选择不仅影响儿童的口腔健康检查频率和随访时间，还可能影响诊断和治疗的深度与广度。在福利国家，口腔健康服务的可及性更多地取决于组织方式而非单纯的地理因素，这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如何通过优化服务模式来提高口腔健康服务的效率和公平性。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不同服务模式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适用性，并评估如何通过改进服务流程和加强家庭参与来提高儿童口腔健康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