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型首席执行官在能源密集型和非能源密集型行业中，对节能措施的响应是否存在差异？以台湾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为例的实证研究

《Energy》：Do Narcissistic CEOs Respond Differently to Energy Conservation in Energy-Intensive and Non-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Evidence from Renewable Energy Utilization in Taiwan

本研究基于上级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点，分析台湾2018-2020年上市公司CEO自恋倾向对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影响，发现其单独作用不显著，但受公司过往能源节约成效和行业能源强度的调节，高能耗行业在CEO自恋度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在当前全球气候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企业如何在能源转型中扮演关键角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亚洲，尽管许多研究聚焦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分析，但对企业层面推动能源转型的动因关注不足。本文通过整合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 UET）与情境注意力视角（Situated Attention Perspective, SAP），探讨了首席执行官（CEO）的自恋倾向如何影响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的决策，并分析了这种影响在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条件下的差异性。

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在迪拜召开，全球范围内对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承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200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支持“全球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承诺”。这一协议标志着首次统一承诺“逐步摆脱化石燃料”，包括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增强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以应对最严重的气候危机。企业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重要主体，被鼓励通过实施低碳能源战略和推动可再生能源使用，来支持全球气候行动。然而，尽管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在理论上被视为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关键手段，但其与企业财务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争议。

一些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与企业财务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例如，参考文献[1]和[2]），而另一些研究则指出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例如，参考文献[3]），甚至有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参考文献[4]）。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证书交易量的增加，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尤其是在台湾市场，这种影响在长期内更为显著（参考文献[5]）。然而，大多数现有研究仍然以宏观层面为视角，侧重于国家层面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忽略了企业层面的微观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因此，本文选择台湾上市企业2018年至202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讨CEO自恋倾向与企业可再生能源利用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过去的节能表现和行业能源强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的核心在于理解CEO的个性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利用这一关键领域。高层梯队理论认为，企业战略决策主要受到高层管理者，尤其是CEO的个人特质和决策风格的影响。而CEO的自恋倾向，通常表现为对关注和认可的渴望、自我价值的夸大以及对赞赏的持续需求，可能在企业战略制定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随着全球范围内对环境可持续性的重视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CEO自恋倾向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研究的结论仍然存在分歧。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CEO自恋倾向可能促使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这种倾向可能导致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趋于表面化。这种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现有的研究往往将环境和社会责任混为一谈，而忽视了CEO自恋倾向对可再生能源利用这一特定环境议题的直接影响。

同时，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和制度背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在能源转型中的表现。例如，能源密集型行业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压力，而这些压力可能成为CEO自恋倾向影响企业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重要条件。此外，台湾作为一个依赖化石燃料发电的经济体，其能源结构的特点也使得企业在能源转型中的行为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下，CEO的个性特征、企业的节能表现以及行业能源强度可能共同构成了影响企业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关键因素。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首先，它填补了现有文献在企业层面可再生能源利用驱动因素方面的空白。虽然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但本文通过整合高层梯队理论和情境注意力视角，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分析框架，探讨CEO自恋倾向如何在特定条件下影响企业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决策。其次，本文对CEO自恋倾向与企业可再生能源利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强调了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条件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助于理解CEO自恋倾向在企业战略制定中的作用，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建议。最后，本文特别关注了新兴经济体中的能源利用行为，强调了CEO自恋倾向在塑造企业可持续能源战略中的关键作用。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CEO自恋倾向本身并不直接导致企业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增加。然而，在企业已经取得节能进展的背景下，CEO自恋倾向可能成为推动企业进一步采用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能源密集型行业中，而这些行业由于面临更高的监管压力和更严格的环境要求，可能更容易受到CEO个性特征的影响。此外，通过使用连续的能源强度指标进行补充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这种影响的条件性。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两阶段选择校正、工具变量估计以及关键变量的替代操作，进一步支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表明，CEO的自恋倾向与企业可再生能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并非单一，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企业过去的节能表现作为内部调节因素，可能在CEO自恋倾向影响企业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而行业能源强度作为外部调节因素，可能在不同的行业背景下对CEO自恋倾向的影响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理解这些调节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政策和管理策略至关重要。

本文的研究为学术界和企业管理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学术界，它推动了对CEO心理特质与企业战略决策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利用这一关键议题上。而在企业管理层面，它为决策者提供了关于如何在特定条件下利用CEO的个性特征来推动企业可持续能源战略的实践建议。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强调了在不同制度和文化背景下，企业能源利用行为的差异性，这对于理解全球范围内能源转型的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CEO自恋倾向与企业能源利用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建议。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企业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主体，其在能源转型中的表现将直接影响社会和环境的未来。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推动企业可持续能源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