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和北非地区国际创业的“特洛伊木马”：控制点与腐败的传播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The Trojan horse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MENA region: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 export of corruption

该研究分析中东北非地区国际创业者因个体控制点差异可能引发腐败行为，发现创业者内部控制点与腐败参与正相关，且受东道国腐败水平与 informal 经济体规模的正向调节。通过13国2015-2016年3453样本的三层模型验证，揭示了国际创业的阴暗面及其制度环境影响。

　　这项研究聚焦于国际创业与腐败进入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尽管创业和腐败通常被视为两个独立的议题，但本研究提出，国际创业者在面对腐败问题时的态度和信念可能显著影响其是否选择在新的商业环境中从事不法行为。这一现象在现有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当前的学术讨论中，创业常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许多研究强调，创业者是经济活力的关键驱动力，他们的活动不仅有助于创新，还能够促进社会福祉（Anokhin & Wincent, 2014）。此外，吸引外来创业者也被认为是改善本国商业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Saxenian, 2002）。即便是发达国家，如美国，也设有专门的移民计划，旨在为外国创业者提供永久居留权（McGeehan & Semple, 2011）。然而，这些政策背后的隐含假设是，外来创业者带来了“最佳人才”，而主流媒体则不断渲染移民创业者的成功故事，缺乏对实际数据的科学分析（Bates, 1997）。

尽管创业被视为积极因素，但本研究指出，国际创业者所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突破或前瞻性的经济愿景，还有可能包括一些不受欢迎的商业实践，例如腐败行为。在当今社会，抑制腐败已成为普遍共识（Lu, Zhu, Zhu, & Gao, 2022），因此有必要审视国际创业者是否可能将腐败引入到缺乏警惕性的东道国经济体系中（Mohammad, Yang, & Butt, 2024）。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制定细致的政策干预措施就变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是“腐败进入的可能性”，即国际创业者是否愿意采用非法或不道德的手段以获取在东道国的竞争优势。为了探讨这一现象，我们引入了“腐败相关的控制信念”（LoCC）这一变量，认为控制信念是解释国际创业者是否倾向于从事腐败行为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如果创业者认为腐败行为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非环境因素的强制，那么他们更可能在新的商业环境中从事此类活动。这种内在的控制信念可能使创业者更倾向于利用东道国的制度漏洞，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本研究进一步指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腐败进入的可能性具有重要影响。制度环境的优劣不仅决定了创业者是否愿意进入该国，还可能影响他们是否选择从事腐败行为。例如，东道国如果拥有发达的非正式经济体系，那么这种环境可能成为腐败进入的温床。非正式经济的存在意味着部分经济活动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而创业者可能更倾向于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腐败行为。此外，东道国的腐败程度也会影响腐败进入的可能性。如果腐败行为在东道国被广泛接受，甚至被视为一种合法的商业实践，那么国际创业者可能不会因此受到排斥，反而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可行的。这种现象可能与东道国内部的腐败活动形成并行关系，即腐败行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合法活动的减少，而是两者共存的可能。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它首次将腐败行为与国际创业联系起来，并通过个体层面的分析，揭示了这一关系的复杂性。传统文献通常在宏观层面探讨创业与腐败的关系，关注制度因素对创业活动和腐败行为的影响（Anokhin & Schulze, 2009）。然而，本研究通过引入个体层面的变量，如控制信念，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发现，控制信念不仅影响创业者的决策，还可能显著影响他们是否愿意从事腐败行为。这一发现挑战了以往认为外来创业活动是公共福祉的假设，表明创业者在追求机会的同时，也可能引入腐败行为，从而对东道国的经济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13个国家，涵盖了2015年至2016年两年间的数据。这些国家均将腐败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并已采取系统性的措施来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收集这些国家的数据，我们能够更全面地分析国际创业者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行为模式。然而，由于数据的收集方式和样本的随机性，我们无法将其视为真正的面板数据。这意味着我们无法追踪同一组创业者在两年间的行为变化，因此在分析时需要谨慎对待数据的时效性和代表性。

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设，我们构建了三种模型。第一种模型作为基准模型，仅包含控制变量作为预测因子。第二种模型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我们的独立变量LoCC，用于测试假设1。第三种模型则进一步引入了两个调节变量，并通过交互项来测试假设2和3。这些模型的构建使我们能够更系统地分析国际创业者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行为模式，并揭示LoCC在其中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LoCC确实对国际创业者是否从事腐败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在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较为宽松的情况下，LoCC的作用更为明显。这表明，控制信念不仅影响创业者的决策，还可能显著影响他们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行为选择。此外，东道国的非正式经济规模和腐败程度也对这一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在非正式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LoCC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创业者更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腐败的机会。而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LoCC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因为腐败行为可能被视为一种普遍接受的商业实践，从而降低了国际创业者从事此类行为的风险。

本研究还指出，尽管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吸引外来创业者来提升本国的经济活力，但这一过程中可能伴随着一系列风险。例如，国际创业者可能将腐败行为引入东道国，从而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吸引外来创业者的政策时，需要更加谨慎，以确保不会因引入外来创业者而加剧腐败问题。此外，政策制定者还应采取措施，防止腐败行为的扩散，即使这些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符合当地的社会规范。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由于腐败的敏感性，受访者可能不愿意披露真实信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数据收集机构采用了筛查机制，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识别并消除不可靠的回应。此外，数据的收集方式和样本的随机性也限制了我们对创业者行为变化的追踪能力。因此，在分析结果时，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数据的代表性和时效性。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国际创业者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行为模式，以及这些行为对东道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此外，还可以研究控制信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国际创业者是否愿意从事腐败行为。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国际创业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科学的决策依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引入了“腐败相关的控制信念”这一概念，还在于通过个体层面的分析，揭示了国际创业与腐败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发现挑战了以往认为外来创业活动是公共福祉的假设，表明创业者在追求机会的同时，也可能引入腐败行为。此外，本研究还指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腐败进入的可能性具有重要影响，这一发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评估外来创业者对本国经济的影响。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新的思路，使他们能够更加谨慎地对待吸引外来创业者的问题。在吸引外来创业者的同时，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措施，防止腐败行为的扩散。此外，本研究还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探讨国际创业与腐败之间的关系。通过引入个体层面的变量，本研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使学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创业行为的复杂性。

总之，本研究通过引入“腐败相关的控制信念”这一概念，揭示了国际创业者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行为模式。这一发现不仅挑战了以往认为外来创业活动是公共福祉的假设，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新的思路，使他们能够更加谨慎地对待吸引外来创业者的问题。此外，本研究还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探讨国际创业与腐败之间的关系。通过引入个体层面的变量，本研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使学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创业行为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