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一个有中介和调节的模型

本研究针对中国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探讨了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包含自我效能感、创业教育和创造性思维作为前因变量，创业心态作为中介变量，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作为调节变量的综合模型。通过对山东省六所高职院校589名学生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证实了创业心态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的调节作用。该研究为理解中国职业教育背景下学生创业行为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

　　

在当前中国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创业已成为高职院校学生一条重要的职业路径。然而，创业活动本身具有高风险和高失败率的特性，这使得深入理解影响学生创业行为的因素变得至关重要。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创业意向而非实际的创业行为，并且对于创业心态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交媒体、社交网络等外部因素的调节作用探讨不足。特别是在中国职业教育领域，针对学生创业行为的综合性研究尚显薄弱。因此，厘清个人心理因素、教育干预和社会环境如何共同影响高职学生的创业行为，对于推动创业教育、缓解就业压力以及制定有效的国家创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项研究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上，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为了探究上述问题，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CB-SEM）进行分析。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山东省六所公立高职院校的589名学生，通过在线问卷平台“问卷星”收集。在数据分析前，进行了内容效度指数（CVI）评估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的预研究，以确保测量工具的心理测量学特性。正式分析采用两阶段结构方程建模方法，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评估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随后检验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中介效应（采用Bootstrap法）和调节效应（通过交互项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所有七个关键变量的平均得分介于4.164至5.122之间，标准差在1.039至1.183之间，表明受访者对各项构念的认同度处于中等至较高水平。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所有变量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来评估共同方法偏差（CMB）。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3.924%的方差，低于50%的临界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在本研究中不是一个严重问题。

4.3. 验证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显示，测量模型拟合良好（RMSEA = 0.038, Chi-sq/df = 1.846, CFI = 0.916, TLI = 0.913, SRMR = 0.042）。所有标准化因子载荷均高于0.6的可接受标准。收敛效度通过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进行评估，所有构念的CR值均高于0.7，AVE值均高于0.5，表明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区分效度通过Fornell-Larcker准则进行检验，每个构念的AVE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证实了区分效度。

4.4. 假设检验

结构模型分析显示模型拟合指标良好（RMSEA = 0.041, Chi-sq/df = 1.986, CFI = 0.919, TLI = 0.916, SRMR = 0.042）。路径分析结果支持了所有直接效应假设（H1-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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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效能感（SE）对创业心态（EM）和创业行为（EB）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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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教育（EE）对创业心态（EM）和创业行为（EB）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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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思维（CT）对创业心态（EM）和创业行为（EB）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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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心态（EM）对创业行为（EB）有显著正向影响。

中介效应分析采用Bootstrap法（5000次抽样）进行。结果显示，创业心态（EM）在自我效能感（SE）与创业行为（EB）、创业教育（EE）与创业行为（EB）、以及创造性思维（CT）与创业行为（EB）之间的关系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H8、H9和H10。

调节效应分析通过检验交互项来实现。结果表明，社交媒体（SM）和社交网络（SN）均显著调节了创业心态（EM）与创业行为（EB）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较高的社交媒体使用水平和较强的社交网络会增强创业心态对创业行为的正向影响，从而支持了假设H11和H12。交互作用图直观地展示了这种增强效应。

本研究通过构建并验证一个综合模型，揭示了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个人层面的因素，包括自我效能感、创业教育和创造性思维，不仅是创业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还通过塑造创业心态间接影响创业行为。这凸显了在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自信心、提供系统创业训练以及激发创新思维的重要性。其次，创业心态作为核心认知机制，在将前因变量转化为实际行为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这意味着，仅仅具备知识和技能可能不足以引发创业行为，培育一种善于识别机会、勇于承担风险和创造价值的思维模式至关重要。最后，社会环境因素，特别是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作为重要的边界条件，能够强化创业心态向创业行为的转化。这表明，在数字时代，有效利用线上社交平台和线下人际关系网络，可以为学生创业提供不可或缺的信息、情感和资源支持。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理论上，它整合了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框架来理解创业行为，丰富了创业教育领域的文献。实践上，研究结果为高职院校的创业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教育者应设计兼顾课程教学与课外实践的活动，着力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同时，应鼓励学生积极构建和利用其社交网络，并引导他们善用社交媒体获取创业资源和信息。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研究结果支持了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强化创业心态培养和社会支持系统建设的必要性，这对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激发经济活力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样本局限于山东省的高职院校、未考虑性别差异、采用横截面数据等，这些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