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旅游中的社会不公与城市治理失衡：马拉加居民视角下的多维正义分析

本研究针对过度旅游研究中常忽视的社会不公与治理失效问题，以西班牙马拉加为案例，结合社会正义理论与批判城市理论，通过质性方法揭示了居民在住房、文化、决策参与及损害修复方面面临的分配性、承认性、程序性与恢复性不公。研究结果表明，治理疏忽与旅游增长共同加剧了居民的不稳定性，强调过度旅游本质上是加深结构性不平等的政治过程。论文呼吁将包容、承认与修复置于城市治理核心，为构建更宜居的城市未来提供了以正义为导向的路线图，对城市旅游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当代城市发展中，旅游业的迅猛增长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了经济活力与国际知名度；另一方面，许多热门旅游城市正陷入“过度旅游”（overtourism）的困境。以往的研究多将过度旅游视为游客数量过多或可持续发展目标未能达成的技术性问题，却相对忽视了社会不公（social injustice）与城市治理失效如何共同塑造其负面影响。西班牙马拉加（Málaga）——安达卢西亚阳光海岸上的明珠，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这座曾经宁静的沿海城市，在新冠疫情后经历了旅游业的爆炸式增长，国际游客数量已超过疫情前水平。然而，与旅游繁荣相伴的是当地居民面临的严峻挑战：租金一年内飙升16.5%，传统社区商店被旅游纪念品店和短租公寓（Airbnb）取代，长期居民在自家城市中感到文化归属感逐渐消失。当地活动家打出的口号“马拉加是为了生活，而非生存”（Málaga for living, not surviving）深刻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

为了深入理解过度旅游如何重构城市生活，由Abolfazl Siyamiyan Gorji、Seyedasaad Hosseini、Siamak Seyfi等研究人员组成团队，在《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上发表了一项质性研究。该研究不再将过度旅游简单归因于游客数量，而是通过社会正义理论（social justice theory）和批判城市理论（critical urban theory）的透镜，审视其如何成为一种加深结构性不平等的政治过程。研究旨在回答两个核心问题：第一，马拉加居民将快速城市旅游发展与何种形式的社会空间不公联系起来？第二，与旅游相关的治理和规划实践如何加剧了人们感知到的不平等和排斥？

研究人员采用了深入的质性研究设计。他们在2024年1月至3月期间，对32位在马拉加居住至少5年、且生活在旅游变化显著区域（如历史中心区、拉马加雷塔等）的长期居民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被录音、转录并匿名化处理。数据分析采用了主题分析法，并借鉴了Gioia等人的方法论，进行开放编码、归纳主题，最终将居民叙述提炼为分配性、承认性、程序性和恢复性不公四个聚合理论维度。

4.1. 分配性不公：旅游城市中不公平的城市得失

居民叙述揭示了旅游业带来的物质利益和负担分配严重不均。这种不公主要体现在商业转型、住房压力和生活成本上升三个方面。传统社区服务型商业，如老牌体育用品店、家庭面包坊，被主要面向游客的酒吧、餐厅取代。参与者描述这不仅改变了街道面貌，更是一种城市资源从本地需求向游客消费的重新分配。在住房方面，短租旅游公寓的泛滥导致租金飞涨和被迫搬迁，许多长期居民面临失去家园的威胁。一位居民坦言生活在“日益增长的被驱逐的恐惧中”。批判城市理论视角下，这反映了资本积累周期将住房从基本社会权利转变为投机资产的过程。

4.2. 承认性不公：错误承认、文化擦除与空间异化

承认性不公涉及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观、身份和符号性诉求的否定或边缘化。研究发现，旅游业驱动的城市变化加速了传统手工艺、日常文化实践的消失，导致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被严重削弱。居民感到自己及其城市文化被“物化”，成为旅游消费的背景板，而非城市生活的主体。邻里特色被同质化的“旅游友好”形象所取代，原有的社区灵魂逐渐消逝。这种文化位移不仅带来物质空间的改变，更破坏了维系社区的社会凝聚力，居民感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正在断裂。

4.3. 程序性不公：在旅游导向城市中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程序性不公体现在居民被剥夺了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决策的权利。研究发现，马拉加的治理过程存在严重的排他性。居民普遍认为官方的咨询过程是表面化的、象征性的，甚至带有欺骗性。决策往往在闭门讨论中完成，居民的真实意见很少被采纳。参与渠道有限且常被少数社区协会或政治精英主导，普通居民难以有效发声。政策制定与本地日常需求严重脱节，城市热衷于打造“活动中心”和最大化酒店客房数量，却忽视了由此带来的基础设施压力和生活质量下降，导致居民对治理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产生深刻质疑。

4.4. 恢复性不公：缺乏补救、修复与制度责任

恢复性不公指机构未能承认并解决旅游城市发展所造成的损害。研究显示，尽管过度旅游带来的危害（如住房压力、文化侵蚀、经济不稳定）有目共睹，但缺乏针对性的政策来应对或逆转这些影响。居民感到被制度抛弃，既没有获得物质补偿，也没有得到象征性的承认（即其遭受的损失被认可）。旅游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为低薪、不稳定的工作，未能为承受旅游发展成本的社区提供稳定、有保障的生计替代方案。治理机构在限制短租平台无序扩张方面行动迟缓，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和被遗弃感。

研究的讨论部分将上述发现与更广泛的学术对话联系起来。论文强调，过度旅游不应仅仅被视为一个需要管理的拥堵或环境问题，而应被理解为一个系统性的城市不公过程。居民的经历表明，不公正是多维度且相互交织的，分配、承认、程序和恢复性不公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公正的循环。治理失效是这一循环的核心驱动因素，当前的参与机制往往沦为“象征性”程序，无法实现真正的权力共享和责任追究。

该研究的结论指出，要实现更公平、宜居的城市旅游未来，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治理范式。城市管理者、目的地管理组织（DMO）和规划者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正义导向方法。这包括：通过严格监管短租市场和加强租户保护来解决分配不公；通过支持社区主导的文化倡议和保护地方特色来应对承认不公；通过建立真正的共同治理模式和参与式预算来纠正程序不公；并通过建立社区利益协议和专门的修复基金来落实恢复性正义。最终，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说明如何将包容、承认和修复置于城市治理的核心，从而确保旅游城市的发展不仅服务于游客，更要优先保障其长期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