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避险资产到工业驱动力：黄金与贵金属对土耳其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针对贵金属价格对制造业生产影响的研究空白，以土耳其为案例，创新性地采用Fourier-ARDL协整检验、Fourier-Toda Yamamoto因果分析和小波相干分析(WTC)等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揭示了黄金价格(AU)与综合贵金属指数(PMI)对制造业生产指数(MPI)存在显著正向长期影响，而通胀(CPI)与危机期间则呈现负向效应，为理解贵金属在实体经济中的多维角色提供了重要证据。

　　

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大宗商品作为全球生产的关键投入品和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产出，其价格波动深刻影响着众多经济体的商业周期。黄金等贵金属，因其独特的经济价值和金融属性，始终占据着特殊地位。传统上，黄金被视为动荡时期的“避风港”资产，但其对实体经济活动，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的影响，却长期笼罩在迷雾之中。当黄金价格飙升时，这究竟是经济繁荣导致需求增加的信号，还是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预示着制造业成本上升和经济下行的前兆？这个问题对于像土耳其这样兼具新兴市场特性和特定工业基础的经济体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揭开这一谜团，由Hasan Kazak、Ahmet Tayfur Akcan、Cuneyt Kilic和Semanur Soyyigit组成的研究团队在《Borsa Istanbul Review》上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系统探讨了2003年1月至2025年2月期间，黄金及贵金属如何从传统的安全资产转变为影响土耳其制造业增长的工业驱动因素。研究旨在厘清贵金属价格与制造业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通货膨胀、股市表现、石油价格和经济危机等宏观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研究人员综合运用了多种前沿的计量经济学技术来确保分析的深度与稳健性。首先，他们采用Fourier-增强迪基-富勒(ADF)单位根检验来判定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接着，利用傅里叶自回归分布滞后(Fourier-ARDL)边界检验法来探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该方法对变量积分阶数要求更为灵活。为了辨析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方向，研究引入了傅里叶Toda-Yamamoto因果检验。最后，研究还采用了小波相干分析(Wavelet Transform Coherence, WTC)，这一方法能够同时在时间和频率维度上揭示变量间动态的、时变的关联强度和相位关系，完美捕捉经济关系的周期性波动。研究所用数据包括土耳其统计局提供的制造业生产指数(MPI)、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以及来自Bloomberg等平台的黄金价格(AU)、研究者自行构建的综合贵金属指数(PMI)、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BIST-100指数、布伦特原油价格(BRENT)以及表征经济危机时期的虚拟变量。

2. 数据与模型

研究选取土耳其制造业生产指数(MPI)作为衡量制造业增长的核心因变量。关键自变量包括以土耳其里拉/盎司计价的黄金价格(AU)和研究团队构建的包含黄金、白银、铂金、钯金的综合贵金属指数(PMI)。控制变量涵盖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BIST-100指数、布伦特原油价格以及经济危机虚拟变量。所有变量均采用月度数据并进行对数化处理，以缓解异方差性并便于解释系数经济含义。研究建立了如下的基本计量模型以检验贵金属对制造业的影响：MPI_t = α + β₁AU_t + β₂PMI_t + β₃CPI_t + β₄BIST_t + β₅BRENT_t + β₆Crisis_t + ε_t。

3. 方法论

实证分析框架始于对数据平稳性的检验。随后，ARDL边界检验被用于探测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其优势在于能够同时处理I(0)和I(1)序列。傅里叶Toda-Yamamoto因果检验则用于判断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最后，小波相干分析被用来揭示变量关联在时频域上的动态特征，通过观察相干谱的颜色深浅（红色代表强相关，蓝色代表弱相关）和箭头方向（指示相位关系和因果领先/滞后），可以直观地理解关系在不同时间尺度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

4. 实证结果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PMI、MPI和AU变量为一阶单整I(1)，其他变量为平稳I(0)。傅里叶Toda-Yamamoto因果检验显示，存在从黄金价格(AU)到制造业生产指数(MPI)的单向因果关系，以及从MPI到综合贵金属指数(PMI)的反向因果关系。危机虚拟变量与MPI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ARDL边界检验的F统计量显著高于1%临界值，证实了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长期系数估计显示，黄金价格(AU)和综合贵金属指数(PMI)对制造业生产指数(MPI)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159和0.153。相反，通货膨胀(CPI)和经济危机虚拟变量对MPI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诊断检验确认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问题。

小波相干分析提供了更丰富的动态视角。AU与MPI的关系总体上较弱且呈周期性，在2009-2010年短期区间出现正相关，2013年则转为负相关，未能形成稳定模式。PMI与MPI的关系在2004-2015年间的长期区间表现出持续强正相关，但2015年后关系强度减弱且变得复杂。危机虚拟变量与MPI在大部分分析期的中长期区间呈现显著且持续的负相关。MPI与CPI在长期区间（特别是2018年后）存在强正相关，且箭头方向表明MPI的变动领先于CPI，提示MPI可能是CPI的先行指标。MPI与BIST-100指数在分析前期（2003-2015）的长期区间存在稳定正相关，后期关系则更多体现在短期。MPI与布伦特油价的关系总体为正，但在2014-2018年间相关性不显著，2020年后长期正相关再次增强。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通过综合运用多种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揭示了黄金及贵金属在土耳其经济中超越了其传统“避风港”角色，对制造业生产产生了显著且积极的长时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贵金属价格，特别是黄金价格，是制造业活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然而，这种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动态和时变的特征，受到经济周期、通胀环境和危机事件的显著调节。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首次系统地将贵金属市场与土耳其的实体经济表现联系起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制定者，尤其是土耳其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而言，研究结果强调需要密切关注贵金属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在经济繁荣期，贵金属价格的上涨可能伴随制造业扩张；而在危机或高通胀时期，贵金属的避险属性凸显，但其价格的上涨也可能通过成本渠道对制造业产生挤压。因此，制定工业政策、货币政策以及风险管理策略时，应充分考虑贵金属市场的双重特性。建议政策制定者：在发展支持性产业政策的同时，实施成本控制措施，并鼓励采用风险对冲工具，以稳定制造业生产成本，特别是在外部冲击和危机时期。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分不同贵金属的个体效应，并纳入更多宏微观变量以构建更全面的分析框架。

总之，该研究不仅深化了对贵金属经济功能的理解，也为新兴市场国家在复杂全球经济环境中管理实体经济风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