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与社会因素对大学生安全聆听行为的影响：基于南非高校的实证研究

为解决娱乐性噪声性听力损失(NIHL)在青年群体中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研究人员开展针对大学生个人聆听设备(PLDs)使用行为的心理学与社会学机制研究。研究发现乐观偏见、认知失调(CDT)、同伴规范和环境约束是维持高风险聆听行为的关键因素，表明单纯知识宣传不足以改变行为。该研究为制定行为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对全球青少年听力健康促进具有指导意义。

　　

随着智能手机和便携式音频设备的普及，娱乐性噪声性听力损失（Noise-Induced Hearing Loss, NIHL）已成为全球青年群体中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球有超过10亿年轻人因不安全使用个人聆听设备（Personal Listening Devices, PLDs）而面临听力损失风险。尽管NIHL完全可预防，但近年来年轻群体的高风险聆听行为发生率持续攀升，特别是在低收入至中等收入国家（Low-to-Middle-Income Countries, LMICs），公共健康教育资源和政策干预措施相对匮乏。

南非作为LMICs的代表性国家，拥有约2630万智能手机用户，大学生群体中PLDs的使用尤为普遍。此前研究虽已证实南非大学生对NIHL的认知水平较低且存在普遍的不安全聆听行为，但驱动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和社会机制尚未被深入探讨。传统干预措施多聚焦于知识普及，却忽视了个体决策过程中认知偏差、社会规范和环境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为此，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听力学系的Katijah Khoza-Shangase与Khothatso Mokhethi开展了针对大学生PLD使用行为的心理学与社会学实证研究，其成果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该研究采用行为科学理论框架，包括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和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CDT），对154名南非高校本科生的开放式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二次主题分析。研究人员通过NVivo 12软件进行编码和主题提炼，采用Braun & Clarke的六步分析法确保研究 rigor（严谨性），并通过研究者三角互证和审计追踪策略增强结果可信度。

研究结果揭示了影响大学生不安全聆听行为的五大主题：

一、乐观偏见与感知无懈可击（Perceived Invincibility and Optimism Bias）

研究发现学生普遍低估自身罹患NIHL的风险，或将听力损失视为遥远未来的问题。例如有参与者表示：“即便发生，也不会是现在，可能等我老了再说”（Participant 89）。这种将风险“时间贴现”的心理机制显著降低了即时行为改变的动机。

二、同伴影响与社会强化（Peer Influence and Social Reinforcement）

社会规范对聆听行为具有显著塑造作用。许多学生因同伴群体普遍采用高音量聆听而被迫适应相同行为，其中一名参与者坦言：“周围每个人都大声听音乐，所以我只好跟着一样做”（Participant 94）。这种群体行为的规范化使得安全聆听行为反而被视为异常。

三、认知失调下的行为合理化（Justification Through Cognitive Dissonance）

尽管多数学生知晓高音量聆听的危害，却通过心理调适机制合理化自身行为。例如有学生将暂时性耳部不适视为可逆现象：“如果耳朵疼，我就停一会儿，这说明它在恢复，对吧？”（Participant 101）。这种自我欺骗策略有效缓解了知识与行为之间的心理冲突。

四、环境障碍（Environmental Barriers）

外部环境噪声成为迫使学生提高音量的重要因素。在嘈杂的学习场所或公共交通环境中，学生不得不增加音量以掩盖背景噪声。一名参与者指出：“公共交通太吵了，我除了放大音量别无选择”（Participant 67）。这揭示不安全聆听行为不仅是偏好问题，更是对环境约束的功能性适应。

五、安全聆听替代方案的认知不足（Limited Awareness of Safer Listening Alternatives）

尽管部分学生意识到风险，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设备自带的安全功能（如音量限制器）或噪声消除技术的保护作用。一名参与者承认：“我根本不知道手机上有音量限制设置”（Participant 83），反映出从知识到行动的转化存在重大技术认知障碍。

研究结论表明，单纯提高NIHL知识水平不足以改变学生的聆听行为，因其行为决策深受心理合理化机制、同伴影响和环境约束的交互影响。作者建议听力健康促进策略需要从传统宣传教育转向行为干预，包括：将听力健康教育纳入高校课程体系；推广基于技术的实时音量反馈工具；通过同伴引领的社会规范重塑活动改变群体行为；提高噪声消除技术设备的可及性；以及开发针对认知偏见的个性化风险沟通工具。

该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首次在南非背景下系统验证了TPB和CDT在听力健康行为领域的适用性，实践意义在于为LMICs制定针对性的NIHL预防计划提供了实证依据。尽管研究存在样本代表性有限和自报告数据偏差等局限，但其提出的行为干预框架对全球青年听力健康促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未来研究需扩大样本多样性，纳入纵向设计，并探索跨文化比较下的行为差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