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东吉普斯兰农业部门：气候损失与损害、风险容忍度及生计阈值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聚焦气候变化背景下高收入国家农业部门面临的严峻挑战，以澳大利亚东吉普斯兰地区农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混合方法探讨了气候极端事件导致的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风险容忍度（Risk Tolerance）及生计阈值（Livelihood Thresholds）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尽管农民已采取适应性行动，但经济与非经济损失持续加剧，且农民的高风险容忍度与生计身份认同显著延缓了行业退出决策。该研究为理解全球北方国家的气候脆弱性提供了关键实证，对制定公正的气候适应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尽管国际社会持续推动减缓和适应行动，但气候变化带来的残余影响——即“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正日益凸显。这类影响跨越国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不同形式显现。澳大利亚作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近年来却经历了尤为严重的气候灾害。位于维多利亚州的东吉普斯兰（East Gippsland）农业区在过去八年中遭受了持续的干旱、毁灭性山火和洪水的多重打击，且有科学证据表明这些事件与人为气候变化存在关联。这一地区因而成为探究气候变化下农业系统韧性的关键案例。

为深入理解该地区农民如何应对气候挑战，由北umbria大学的Guy Jackson、Emily Boyd和Brian Chaffin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综合研究。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系统分析了东吉普斯兰农民的经验性损失与损害、风险容忍度及其生计阈值之间的关系。该研究旨在回答五个核心问题：农民是否将极端事件归因于人为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的实施程度如何？经历了哪些经济和非经济损失？农民对气候极端事件的风险容忍度怎样？是否出现了生计阈值？这些问题虽看似独立，实则相互关联，共同揭示了气候应对中的深层社会生态动态。研究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Rural Studies》，为高暴露度发达地区的气候韧性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团队采用了混合方法收集数据，主要包括四个部分：首先，他们获取了2021年东吉普斯兰郡政府开展的农民调查（EGFS）中关于气候意见和极端事件影响的子数据集（样本量N=416）；其次，自行设计了一份损失与损害问卷，于2022/2023年分发并回收了42份有效回应；第三，对10位完成问卷的农民进行了深度访谈；第四，对5名地方和州级农业治理相关者进行了访谈。尽管问卷回应率较低可能限制了统计效能，但丰富的定性数据与EGFS数据的结合仍支撑了深入的实证分析。访谈内容经转录后使用NVivo软件进行主题编码，重点关注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涌现主题。

4.1. 农民是否将极端事件归因于气候变化？

研究发现，农民对气候变化与极端事件关联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EGFS数据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2017–2020年干旱造成了最高级别的影响，33%认为“黑色夏季”山火（Black Summer bushfires）影响最大，而仅12%认为气候变化本身影响最大。在损失与损害专项调查中，61.9%的农民强烈或一定程度上认同极端事件与气候变化有关，66.7%认为干旱、山火、洪水和热浪比以往更严重。然而，也有66.8%的参与者认为极端事件自古就有，并非新鲜事物。访谈进一步揭示，气候怀疑论者常以历史循环为由淡化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年轻一代或更关注气候的农民则明确将事件加剧归因于人为驱动。这种认知分化影响了他们的风险感知和后续行动意愿。

4.2. 适应行动的发生程度如何？

绝大多数农民（86%）报告已采取个人适应行动，36%参与了集体行动。常见措施包括购买保险、储备饲料、建设防火带、改进灌溉系统、参与社区救灾组织等。然而，这些行动多针对历史性灾害风险，属于增量适应而非转型变革。治理访谈表明，适应行动存在明显局限：老龄化农民群体更倾向于传统方法，而中年农民则更积极尝试新技术。此外，社会凝聚力下降、社区分裂及隔离问题严重制约了集体适应效能。尽管农民普遍表现出高适应性，但反复的灾害叠加（如干旱、山火、COVID-19和洪水）使许多人的韧性达到临界点。

4.3. 正在发生哪些经济和非经济损失与损害？

所有受访农民均报告受到极端事件的负面影响。经济损害以收入损失、资产损毁（如牲畜、作物、财产）为主；非经济损害则涵盖心理健康恶化（35.7%报告）、环境破坏带来的悲伤感（47.6%）、自我价值感丧失及家庭关系紧张等。价值排序调查中，“生计/职业”（x?=4.6）和“家庭”（x?=4.58）被列为最重要，其次为“景观与环境”（x?=4.28）和“心理健康”（x?=4.10）。访谈中，农民还强调了“独立性”、“土地情感”、“传统传承”等价值的核心地位。多重灾害的叠加效应——如干旱叠加牛奶价格暴跌——显著加剧了损害的严重性，导致部分农民陷入债务和心理创伤的恶性循环。

4.4. 农民对气候极端事件的风险容忍度如何？

农业本身的高风险性塑造了农民普遍较高的风险容忍度。许多农民将气候变异视为自然循环的一部分，并依靠历史经验应对未来风险。尽管灾害频发，强烈的职业身份认同（如“务农是血液中的一部分”）和价值观（如独立性和自给自足）促使他们坚守行业。访谈中，农民常表达出“不愿成为家族传承的失败者”的情感，这既增强了韧性，也可能导致忽视长期气候风险。财务健康、经营规模和市场波动等非气候因素也被认为是比气候本身更紧迫的风险源。

4.5. 是否出现了生计阈值？

尽管当前退出行业的意愿较低（仅27.5%同意若每五年发生大灾害则退出），但频率增加至每年一次时，退出意愿升至67.5%。访谈表明，农民虽不愿主动离开，但承认若极端事件更加频繁，财务压力可能迫使退出。治理参与者指出，多重压力下已有农民未重建农场或转行，暗示某些阈值已被触及。年轻农民更关注未来可持续性，而老一代则更倾向于坚持传统。研究还发现，价值观和生计满意度是延缓阈值突破的关键因素，但经济压力与非经济损失的结合最终可能触发非自愿退出。

研究结论表明，东吉普斯兰农民正经历显著的经济和非经济损失与损害，但其高风险容忍度与强烈的生计身份认同延缓了生计阈度的突破。适应行动虽广泛存在，但多为渐进式，且不足以应对日益加剧的气候风险。研究强调，损失与损害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涉及深度价值冲击；农民的去留决策深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而非单纯的经济理性。

这一发现对气候政策具有重要启示：在高收入国家，气候韧性建设需超越技术适应，关注社会正义和价值观维护。政府及非政府组织需设计“有管理的过渡流程”，支持农民在尊严不受损的前提下做出自主决策。该研究填补了全球北方国家损失与损害实证的空白，呼吁将适应视为一种社会正义问题，推动跨尺度的系统性行动。未来研究应聚焦已退出农民的案例，以更全面理解阈值动态及气候移民背后的复杂驱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