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性景观植树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来自纽约奶农的启示

本研究针对自然气候解决方案(NCS)在农业景观中实施效果不佳的问题，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深入探究了纽约州奶农对植树造林的看法。研究发现，奶农虽认可树木的生态与经济效益，但其植树决策深受农场传承、土地利用方式、市场政策等内外因素影响，导致机会成本高昂。研究强调，成功实施NCS需进行结构性改革、基于地域的分析并重视土地管理者的实际经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关键依据。

　　

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自然气候解决方案（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 NCS）因其能够通过保护、恢复和改善土地管理来增加碳储存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受到广泛关注。其中，在农业等“工作性景观”上增加树木覆盖被认为是一种潜力巨大的策略。然而，尽管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等众多行动者热情高涨，土地管理者——尤其是农民——对植树的实际兴趣和能力却依然模糊不清。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广方式与“自下而上”的实际采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脱节。特别是在温带地区，如美国东北部，尽管存在巨大的再造林潜力，但植树作为一种土地利用转型并未像在热带或地中海地区那样迅速展开。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农民，尤其是那些在高压、高排放行业（如奶业）中的农民，将植树纳入他们的管理实践？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一项聚焦于纽约州奶业的研究应运而生，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Rural Studies》上。

研究人员并未将植树简单地视为一项技术挑战，而是运用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将其理解为一个深刻的社会环境过程。他们认为，农民的决定并非孤立做出，而是深受历史、权力关系和政治经济结构的塑造。具体而言，内生因素（如农场传承、土地利用实践、农民身份认同）和外生因素（如行业整合、土地保有权的不稳定性、政策-市场基础设施）共同构成了农民在考虑植树时所面临的“机会成本”。为了深入探究这些复杂动态，研究团队对纽约州的奶农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倾听”。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首先，研究人员对31位来自政策、企业、研究和实践领域的关键信息提供者进行了非结构化访谈，以获取关于奶业、树木、气候变化和农业政策的广泛背景知识。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发了一份半结构化访谈提纲。随后，研究团队通过雪球抽样和定向 outreach 相结合的方式，招募了20位纽约州的奶农（其中6位属于动物饲养场（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 AFOs），14位属于草场放牧型（Pasture-based）农场）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在2020年1月至2021年9月期间，研究人员通过电话或视频会议对这20位奶农进行了时长40分钟至1小时的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并未录音，而是由2-3名研究团队成员详细记录笔记，以确保参与者的舒适度和信任感。访谈数据采用修改版的扎根理论方法进行分析，通过开放编码、撰写备忘录和团队讨论来识别核心主题，并运用研究者三角互证和同行评议来提高分析的严谨性。

4. 结果

4.1. 农场主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农场特征

参与研究的AFO农场（6个）和草场放牧型农场（14个）在农业持有量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上存在差异。AFO农场通常具有更长的生产历史，且多数（5/6）为多代经营，农场主主要为男性（5/6）。相比之下，草场放牧型农场中多代经营的比例较低（3/14），农场主性别分布均匀。此外，AFO农场主通常拥有或租赁更多的土地，生产面积也更大。

4.2. 奶牛场上的树木：现状与既往参与情况

受访者农场上的树木大部分位于林地，平均占其农业用地的10%以上。没有一种植树实践在所有农场中都存在，除了草场中的树木（仅限于草场放牧型操作）外，AFO和草场放牧型农场中林农复合系统的普遍程度大致均匀。农场上的树木存在于多种系统中，包括防风林、河岸缓冲带和树篱。许多农场主在过去二十年里曾在农场植树，最常见种植的树种有枫树、云杉、松树、柳树、白蜡树和樱桃树。农场主们表示，他们过去植树主要是为了美化景观，其次是调节气候天气事件的影响、产生额外收入或用于消费。

4.3. 奶农对植树的兴趣受经营成败影响

几乎所有受访奶农（17/20）都表示对植树感兴趣，并且所有奶农都理解树木在农业景观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然而，这种兴趣必须放在奶业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理解。AFO奶农最感兴趣的是利用树木来增加经营收入，将其视为收入多元化的机会，例如通过出售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他们倾向于在“未充分利用”的边际农地或多风地区植树。而草场放牧型奶农则最感兴趣通过植树来应对气候和天气相关的挑战，例如在牧场提供遮荫以减轻牲畜热应激，以及将树木整合到河岸区域和排水不良的地区以改善水管理。

4.4. 奶牛场植树相关的挑战和代际机遇

尽管有兴趣，但大多数奶农并未详细说明当前或未来的植树项目，这表明存在重大限制因素。奶农表达的主要挑战是植树会带来额外的管理负担，包括树木建立和长期养护，这将会分散本已有限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机会成本很高。具体挑战包括：（1）劳动力与专业知识不足：植树和长期养护会加剧劳动力紧张，且奶农普遍缺乏树木管理的技术知识。（2）土地成本与景观可操作性：对AFO奶农而言，植树意味着将土地从饲料生产中转移出来，机会成本极高。大型机械的操作也与树木存在兼容性问题。一些奶农甚至表示他们正在移除树木以扩大生产面积。（3）经济可行性低：特别是对多代经营的AFO奶农，植树需要清晰、可靠的经济回报。缺乏锯木厂和市场支持基础设施降低了其财务吸引力。（4）土地保有权不稳定：大多数奶农（17/20）租赁了部分土地，租赁关系的不稳定性使得奶农不愿进行植树等长期投资。（5）代际转移作为杠杆点：研究发现，农场代际传承的窗口期（即经营权从一代转移到下一代时）为重新定位管理范式提供了机会。少数多代经营的农场（包括从AFO转向草场放牧型或有机生产的农场）在代际转移后，由于经营压力减小或经营理念变化，显示出更高的植树意愿和行动力。

5. 讨论与结论

该研究揭示，奶农并非对植树不感兴趣或缺乏认知，相反，他们拥有丰富的Place-based knowledge（地方性知识）和管理经验。然而，他们的决策深陷于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植树的可行性最终取决于奶农如何权衡其机会成本，而这又受到行业整合、土地保有权、劳动力市场、政策基础设施以及代际传承文化等宏观力量的深刻影响。

研究强调，将植树（或其他NCS实践）推广的缓慢归咎于农民的“抵制”或“冷漠”是一种有缺陷的叙事。真正的问题在于结构性障碍使得植树对于许多农民而言成为一种不理性的选择。特别是，当前NCS政策过于强调气候变化减缓（Mitigation），而农民则更倾向于从适应（Adaptation）的角度评估植树，即将其视为应对极端天气、保障农场财务韧性（Financial Resilience）的直接工具。这种政策焦点与农民优先事项之间的错位，进一步削弱了植树措施的吸引力。

因此，成功在工作性景观上实施NCS需要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它要求超越技术官僚式的解决方案，进行深度的结构性改革。这包括：创造安全可靠的土地保有权条件；在代际传承等关键杠杆点提供支持，帮助农场实现可持续转型；建立完善的树木价值链基础设施以确保持续的经济回报；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将土地管理者（农民）的生活经验和实际需求置于NCS政策设计与实施的核心。未来的努力方向应是共同设计（Co-design）植树林项目，将农民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而非被动的政策接受者，从而真正实现生态效益与农场生计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