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引擎广告在自杀预防中的应用：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美国及医疗行业标准的参与度对比分析及其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启示

本刊推荐：针对中低收入国家(LMICs)自杀预防资源匮乏且污名化严重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搜索引擎广告干预自杀预防的跨国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印度尼西亚的广告参与率(11.04%)远超美国(0.61%)和澳大利亚(0.72%)，且成本效益高出5倍。该研究证明了数字干预在LMICs具有更高可及性和 scalability，为全球公共卫生策略提供了区域特异性研究范本。

　　

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自杀始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中低收入国家（LMICs）承受着其中超过75%的死亡负担。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第四人口大国，拥有2.7亿人口，却面临着心理健康服务的严重短缺——每60,666人才拥有一名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这一比例与澳大利亚（1:4,256）和美国（1:2,229）形成鲜明对比。更复杂的是，印尼社会存在强烈的宗教和文化污名，自杀行为往往被赋予道德耻辱的色彩，导致家庭面临严重的社会评判和羞耻感。此外，该国缺乏可持续的危机热线，国家医疗保险系统（BPJS）甚至不报销自伤索赔，使得陷入危机的个体难以获得专业、证据支持的支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创新性的研究探索了利用搜索引擎广告作为自杀预防工具的可能性。这种干预方式针对在网络上搜索自杀相关关键词的个体，在搜索结果顶部展示提供支持的广告，引导用户进入由具有生活经验者共同设计的着陆页，通过信息传递、故事分享和自我帮助模块来降低风险，并提供经过验证的帮助寻求链接。此前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HICs）的研究已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但在自杀负担最重、服务获取最有限的LMICs，其效果和成本效益仍是未知数。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由Sandersan Onie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在印度尼西亚开展了一项针对性的谷歌广告活动，并与当地专家和具有生活经验的顾问共同设计了干预内容。研究比较了该活动与先前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开展的类似活动的参与度和成本效益，主要结果指标是总参与率（参与次数/展示次数），次要结果指标是经购买力平价和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有效每次参与成本。该研究最终发表在《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Southeast Asia》上，为LMICs的自杀预防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研究团队采用了几个关键技术方法：首先，通过谷歌广告平台（Google Ads）针对自杀相关关键词投放广告，仅在广告被点击时产生成本；其次，采用与当地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具有生活经验的顾问及预防专家共同参与的协同设计（co-design）流程，确保干预的文化敏感性和相关性；第三，从平台提取展示量、点击量、参与量等聚合数据，并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和各国通货膨胀率计算有效成本；最后，使用发病率比率（IRR）分析和精确泊松法进行统计比较，确保结果的可信度。

研究结果令人瞩目。主要分析显示，印度尼西亚活动的总参与率达到11.04%，分别是美国活动（0.61%）的18倍和澳大利亚活动（0.72%）的15倍，甚至比医疗行业标准（0.1%）高出100倍。这些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p < 0.001），表明印尼民众对自杀预防资源的需求极为迫切。

在次要分析中，印尼活动的有效每次参与成本经调整后仅为2.89美元，远低于美国的15.77美元和澳大利亚的17.18美元，成本效益分别高出548%和594%。这表明在印尼开展此类干预不仅效果显著，而且经济负担更轻。

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这些发现的多重意义。一方面，高参与率揭示了印尼存在大量未满足的心理健康需求，尤其是在传统服务可及性低、污名严重的环境下，私密、匿名的搜索引擎成为许多人寻求帮助的首选渠道。另一方面，低成本可能反映了目前少有组织竞标自杀相关关键词，但随着预防活动的增多，这一优势可能逐渐减弱。

更重要的是，该研究凸显了在LMICs开展自杀预防研究的紧迫性和独特性。结果表明，基于HICs数据推断LMICs干预效果可能导致严重低估，甚至误导政策制定。例如，此前关于高频自杀地点干预的系统评价中，没有任何研究来自LMICs，致使全球证据库存在严重偏差。

然而，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活动在不同年份开展，美国数据收集于COVID-19大流行前，可能受时间因素影响；各国在关键词、广告文案、着陆页设计和参与定义上存在差异，虽为文化适配所需，但可能影响直接可比性；此外，研究仅测量了广告参与行为，尚未追踪其是否转化为实际求助或症状改善等终极结局。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无疑为印尼乃至其他LMICs提供了一条快速、可扩展且成本效益优异的自杀预防新路径。它不仅证明了数字干预在资源有限 settings 中的巨大潜力，也强调了区域特异性研究对于制定有效全球公共卫生策略的重要性。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如何将这种高效参与转化为可测量的健康结局，并确保医疗系统有能力承接由此产生的新增需求，最终实现自杀预防资源的优化分配和公平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