缢吊与勒/扼杀死亡的法医学鉴别：自杀与伪装自杀的他杀案件系统综述

本综述系统梳理了缢吊与勒/扼杀死亡案件的鉴别指标，聚焦于自杀与伪装自杀的他杀（尤其是亲密伴侣谋杀，IPF）的区分。文章整合了现场、死者特征和医学三类关键证据，指出当前鉴别存在争议（如骨折意义），强调需结合案情、死者生前状态（如精神疾病史、保护性因素）进行综合研判，并警示需关注新型扼杀手段（如侧血管颈部约束，LVNR）在犯罪隐匿中的应用。

　　

缢吊与勒/扼杀死亡的法医学鉴别：系统综述的发现与启示

自杀与伪装自杀的他杀案件，尤其是在涉及颈部压迫的死亡案件中，其鉴别一直是法医学和犯罪学领域的重大挑战。随着缢吊自杀率的上升，以及亲密伴侣谋杀（IPF）中扼杀手段的频繁使用和隐匿行为的增加，区分自杀性缢吊与他杀后伪装成自杀的勒/扼杀案件变得至关重要。本综述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现有证据，为现场调查人员、法医病理学家和相关专业人士提供鉴别指引。

自杀与隐匿性他杀

自杀行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既往自杀企图、精神健康状况、家庭冲突等。自杀意念或行为可能由绝望感、激越和睡眠障碍的急性发作引发。自杀理论的核心要素包括归属感受挫和累赘感，以及实施自杀的能力和获得致命手段的途径。同时，也存在保护性因素，如制定未来计划、拥有责任感（如为人父母）、保持清醒、能够寻求帮助、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可能对自杀理论提出质疑。

在隐匿性他杀，特别是涉及场景伪装（staging）的案件中，常见特征包括：女性在自己家中死亡、死亡出乎其医生意料、处于分居期间、存在家庭暴力背景、被现任或前任亲密伴侣发现尸体，以及尸检结果与亲属或报案人叙述的“自杀”情节存在矛盾。在存在 coercive control（强制性控制）的关系中，杀人后的证据操纵（如伪装现场）是受害者生前所遭受的操纵策略的延伸，旨在掩盖死亡真相，常将IPF伪装成自杀等看似无嫌疑的死亡。

研究目标与方法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自杀和隐匿性他杀的实证研究，但关于两者交叉领域——即“何时自杀应被视为被隐匿的他杀？”——的实证研究仍然有限。鉴于勒杀谋杀留下的法医证据较少，且伪装成缢吊自杀相对容易，此类伪装对施害者具有吸引力。本研究采用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方法，旨在识别和梳理现有关于缢吊和勒/扼杀死亡（包括自杀和伪装成自杀的他杀）的实证证据，审视用于区分自杀性缢吊与他杀性勒/扼杀的指标，并回顾为调查人员提供的指示。范围综述适用于探索某一研究领域的范围和覆盖情况，识别可用证据，而非像系统综述那样针对特定狭窄问题寻求精确答案。文献检索使用了包括“strangulation”（勒/扼杀）、“hanging”（缢吊）、“suicide”（自杀）、“staging”（场景伪装）等在内的关键词。通过对收集文献的评估，确定了三个与死亡方式判定相关的核心因素：现场指标、死者指标和医学指标。施害者指标因潜在偏见和初始调查中效用有限而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现场指标

现场调查在死亡案件鉴定中至关重要，正确的结论往往依赖于良好的现场勘查和背景信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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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与饰物卷入缢索：在自杀案件中，死者自行套上缢索，头发或首饰卷入缢索或绳结的情况未见文献记载。若发现头发等卷入，且绳结复杂、非死者在其体位、视野、利手、技能和清醒状态下所能完成，应视为他杀指标，可能表明受害者曾移动或抵抗。反之，无头发卷入不能排除他杀，因为他杀受害者常在被施加缢索时已死亡、受伤或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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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衣着：死者的衣着状况是重要线索。衣着与 alleged suicide（声称的自杀）时间或情境不符（如穿着工作制服却声称是 spontaneous suicide（自发自杀））应引起怀疑。女性死者被发现裸体是他杀的可能指标，因为犯罪者常通过脱去衣物进行“清理”。研究发现，自杀受害者中裸体情况罕见（约0.4%），而女性死者裸体为他杀的可能性是自杀的5.4倍。衣物脏污、破损、穿着不当（内外反穿、卷起或下拉）、显示被拖拽痕迹，或与 alleged suicide 情节不一致，都需要调查。衣物或首饰卷入缢索也应受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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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绑物、约束物和遮盖物：捆绑（如手腕、脚踝）在自杀性缢吊中罕见（约2%），但确有记载。调查需确认死者能否自行捆绑及逃脱。口中或面部有物品（如为消音或增加窒息因素）在自杀案例中也有报道。在他杀伪装现场，犯罪者通常根据其认知布置现场，捆绑物较少出现在伪装的 suicide 场景中，但可能出现在非特定伪装或非伪装的他杀中。面部遮盖物在他杀伪装中也可能出现，有时被视为一种“undoing”（解脱/撤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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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书：仅有少数自杀受害者（约3%-42%，各研究差异大）会留下遗书。在缢吊自杀中，遗书出现率约20.5%。在他杀伪装中，伪造遗书相对容易。真实遗书的特点是高度目的性，包含行动指令、表达积极情感（如亲爱的、爱等）、使用行动动词多于认知过程动词，并常表现出外部控制源（将行为归因于命运等）。伪造遗书则可能内容与死者已知笔迹或沟通风格不符，且施害者常被指名道姓。还需注意非自杀性通信被用作伪遗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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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品缺失：现场物品缺失应引起警惕。施害者可能移除其想保留、不希望他人发现或认为有价值的物品（无论经济价值如何）。同时，部分自杀者在事前会赠送重要物品，需调查缺失物品是否可能已被赠予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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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大多数自杀性缢吊（约71%）发生在死者家中，且现场通常是安全的（如上锁）。然而，女性在家中安全环境下被发现死亡，恰恰也是 staged homicide（伪装他杀）的特征之一。大多数被伪装成自杀的他杀受害者也是在自家或其车辆附近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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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吊点与垫脚/提升机制：悬吊点多种多样。需评估死者能否接触到悬吊点、悬吊点能否承受其体重以及在移动中的重量，以及垫脚物是否能使死者接触到缢索/悬吊点。需注意提升迹象（如悬吊点和缢索上的磨损痕迹）以及死者身体或衣物上显示其曾躺卧在地的痕迹（如灰尘、骨突部位瘀伤）。对垫脚物进行详细 forensic examination（法医检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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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缢索：自杀缢吊常用的缢索包括绳索、电线、皮带、床单等。缢索类型本身未必能直接区分自杀与他杀，但其来源、是否与尸体上的索沟及自杀 narrative（叙述）相符可提供证据。需注意，部分报案人（可能是施害者）声称发现尸体后剪断缢索进行救助，需谨慎核实死者是否真的曾被悬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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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绳结：法医绳结分析复杂，但非专家可考虑：人们通常在舒适位置面对绳结打结，最简单、本能打出的结最常见。复杂的结罕见，需要特定技能或训练。不自然的打结位置或需要别扭姿势才能打出的结应引起警惕。还需区分意外形成的缠结与故意打出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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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痕迹：清理现场是 homicide concealment（他杀隐匿）的主要特征。在 alleged suicide by hanging（声称的缢吊自杀）现场，应寻找清理证据，如地面、墙壁、天花板、洗衣机、水槽、垃圾桶等处的痕迹，以及清洁剂气味、衣物、床上用品或毛巾缺失等。需注意，自杀预防研究中提及 at-risk individuals（高危个体）清理生活空间可能是预警信号，需通过指纹、DNA等证据区分是死者生前行为还是施害者事后行为。

医学指标

颈部压迫所致损伤的解读存在很大争议，因为不同方式均可导致类似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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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折：舌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骨折是争议最大的指标之一。研究结果相互矛盾：有些研究发现缢吊中甲状软骨骨折更常见，有些则发现勒/扼杀中更常见；舌骨骨折也存在类似分歧。骨折的存在可能更多地与年龄（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性别（男性多于女性）、骨骼结构大小、身高、体重指数（BMI）等因素相关，而非直接取决于死亡机制和方式。细微骨折在尸检中易被遗漏，且此类骨折也可由颈部钝器伤或交通事故引起，甚至在尸体处理和尸检过程中产生。因此，仅凭骨折判断死亡方式需极其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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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软组织损伤：外部软组织损伤（不包括索沟）的差异更具指示意义。研究发现，勒杀案例中50%存在此类损伤，扼杀案例中100%存在（每案6-10处损伤），而缢吊案例中仅12-14%存在（通常为单一 abrasion（擦伤）或 bruise（挫伤））。下颌/下巴部位的损伤应被视为颈部创伤和 possible homicidal strangulation（可能的他杀性扼杀）的标志。防御性损伤（如指甲抓痕）在勒/扼杀案例中相对少见，但在缢吊中更罕见（约0.3%）。需注意区分这些损伤是与 assault（攻击）有关，还是源于 failed ligature（失败的悬吊）或自伤。拖拽或移动尸体造成的损伤（如骨突部位）尤其重要。但也存在案例报告，如侧血管颈部约束（LVNR）可能导致死亡却几乎不留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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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软组织损伤：颈部组织 internal haemorrhage（内部出血）在勒/扼杀中比在缢吊中常见得多（30-56% vs. 2-3%）。淋巴结出血也显示类似趋势。但这些损伤并非总存在，且可能受腐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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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状出血：petechial haemorrhages（点状出血）在缢吊和勒/扼杀死亡中均常见，因此其存在与否区分意义有限。但点状出血（尤其是结膜出血）的缺失在缢吊死亡中比在他杀性勒/扼杀中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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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沟：索沟的特征（位置、角度、深度、连续性、厚度）是区分缢吊与勒杀的重要指标。缢吊的索沟通常呈由下至上、由前向后的倾斜（96%），位于甲状软骨上方、下颌下。而勒杀的索沟多呈水平状，常位于甲状软骨水平或以下。将索沟与 alleged ligature（声称的缢索）进行比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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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理学：毒理学结果有助于区分。他杀案例中毒理学阳性结果较少见，若为阳性，通常为酒精。而自杀性缢吊案例中，毒理学阳性结果很常见，包括酒精、非法药物，有时抗抑郁药浓度超过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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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的表现：舌外伸在缢吊中（19%-28%）比在勒杀（10%）和扼杀（0%）中更常见。舌部损伤（包括咬痕）在缢吊中罕见（0.1%），而在扼杀他杀中相对常见（损伤71%，咬痕19%）。因此，舌外伸更提示缢吊，但无舌外伸两种情况均可发生。舌部损伤则更提示扼杀。

死者指标

对死者生前状况的深入分析（Victimology，被害人学）至关重要。

典型的自杀性缢吊受害者多为有精神疾病史和自杀倾向的青中年男性，在安全地点被发现悬吊。而典型的被伪装成自杀的他杀受害者则多为处于虐待关系中、可能有被扼杀史、正试图与施害者分离的女性，她也常在家中安全环境下被发现。

精神疾病与自杀的关系复杂，不同诊断风险各异。需结合多种因素综合判断，如社会孤立、既往自杀企图、严重精神疾病、药物使用、当前心理困扰以及失去积极和保护性因素等。这些应视为相关因素而非预测因子。同时，保护性因素（如对未来的计划、责任感、支持系统）的存在可能降低自杀可能性。

在 staged cases（伪装案例）中，施害者可能编造死者的自杀倾向、威胁、企图或精神疾病以增加伪装场景的可信度。这些报告需通过死者的医生、心理健康专家以及不涉及其亲密伴侣的亲友进行核实。死者医生感到意外的死亡应引起怀疑。施害者还可能利用受害者的脆弱性（如已知的精神健康问题）来增加伪装场景的合理性。

讨论与启示

区分缢吊与勒/扼杀案件以确定死亡方式通常很复杂，需要结合现场、被害人学、医学和旁证证据进行整体评估。本综述揭示了文献中关于各种指标意义及其如何用于确定死亡方式缺乏共识。

现场指标通常具有情境特异性。调查人员必须比对死亡叙述与证据是否吻合。需警惕，若他杀被伪装成自杀，最可能的施害者往往也是近亲和/或报案人，其提供的初步信息可能严重影响案件的工作假设。寻找搏斗迹象（如受害者头发、首饰卷入缢索，衣着异常或缺失，清理证据，物品无法解释地缺失）是识别他杀的关键。

全面的被害人学分析至关重要。没有单一的自杀者 profile（画像）。在考虑风险因素（如精神疾病）的同时，也必须评估保护性因素和未来生活安排的计划迹象。亲属对亲人自杀的持续怀疑不应被调查人员忽视。

医学指标仍存争议，诊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获知的“病史”。医学意见应被视为不断发展的谜题的一部分，而非确定死亡方式的“金标准”。下颌线和舌部损伤的证据是调查人员可提请医学专家关注的重要因素。

关于扼杀的传统观点（即仅指双手扼颈）是片面的，未能涵盖其他可能导致死亡的手动方法（如LVNR）。随着柔术、综合格斗的普及以及部分职业（如警察、保安、军人）接受相关训练，公众对 chokeholds（锁喉）的认识增加。需警惕这些技巧在亲密伴侣暴力（IPV）和谋杀隐匿中的应用。

综上所述，缢吊和扼杀案件需要进行彻底调查，尤其是在死者为女性并被现任或前任亲密伴侣发现时。鉴于因素的广泛性以及缺乏明确建立的现场、死者和医学指标，调查工作需要全面审视案件，而非依赖选择性信息下结论。建议改进对此类案件的响应和流程，例如采用决策模型或标准化核查 criteria（标准），而非临时和非结构化的响应。确定缢吊案件死亡方式的最佳方案涉及一个 deliberate（审慎的）、分阶段、完整执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