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挽歌的边界探索：论生态哀悼诗学对挽歌模式的超越

本文聚焦生态挽歌（ecological elegy）在表达生态悲痛（ecological grief）时的局限性，提出"生态哀悼诗学"（poetics of ecological grief）新范式。研究者通过分析Wendell Berry、C.D. Wright和Linda Hogan的诗歌作品，揭示了传统挽歌模式在应对"双重死亡"（double death）时的不足，论证了从"为他者哀悼"（grieving for）转向"与万物共哀"（grieving with）的诗学价值，为气候正义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学表达路径。

　　

在气候变化加剧的当下，生态系统的崩溃引发着深切的悲痛。这种"生态悲痛"——对因环境变化而失去的物种、生态系统和有意义景观的情感反应——需要恰当的表达方式。在英美诗歌传统中，挽歌（elegy）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哀悼生态损失的主要文学形式。然而，当面对"双重死亡"（double death）——一种死亡导致更多死亡，当一个生命的消亡夺走另一个生命生存所需——这种传统模式是否依然有效？

Nicola Hamer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深刻问题展开。发表于《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的这篇论文，挑战了将生态悲痛简单等同于生态挽歌的默认框架，揭示了这一源于欧洲的文学模式在表达当代生态危机时的局限性。研究者指出，生态挽歌虽然重要，但其固有的结构特征——特别是其"脆弱循环"（fragile cycles）和与"世界末日叙事"（apocalypse narrative）的结合——限制了它充分表达多元生态悲痛的能力。

为开展这项研究，作者采用了文学批评和文本分析的经典方法，重点考察了Wendell Berry的《野性事物的宁静》、C.D. Wright的《葫芦之歌》和Linda Hogan的《河边的骨头》三首诗歌。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和理论分析，研究者比较了这些作品在处理生态悲痛时的不同策略，特别关注它们如何应对挽歌模式的三个核心关切：将逝者从 obscurity（ obscurity）带回的欲望、 consolation（ consolation）的可能性以及 grief（ grief）的非语言感受的公开表达。

脆弱循环：生态挽歌的内在结构

Hamer认为，传统挽歌由三个"脆弱循环"构成：将逝者从 obscurity带回的循环、 consolation的循环以及将 grief公开表达的循环。这些循环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不可能完美实现的——逝者无法真正回归， consolation永远不够充分， grief的完全表达也难以企及。

以Wendell Berry的《野性事物的宁静》为例，这首诗体现了生态挽歌的典型特征。诗中，说话者通过躺在湖边与"野性事物"为伴来寻求安慰，暂时摆脱"对世界感到绝望"的情绪。然而，这种安慰是短暂且脆弱的，诗中的"何时"一词暗示了绝望情绪的周期性回归。Berry找到了 consolation（ consolation）在水和有机生物的明显恒常性中，但这种 consolation（ consolation）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既短暂又 practically useless（ practically useless）。更重要的是，诗歌依赖的 pastoral（ pastoral）幻想本身正受到威胁，使得 solace（ solace）的来源也变得不稳定。

生态挽歌的挑战在于，它试图将挽歌的循环性与世界末日叙事的线性揭示相结合。世界末日叙事基于一种不可逆转的线性揭示，与挽歌试图恢复循环返回的冲动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结合产生了不稳定性，但并没有完全瓦解生态挽歌。相反，生态挽歌正是存在于这种不稳定的相遇中——它试图将摇摇欲坠的圆形与直线进行 tessellate（ tessellate）。

从为他者哀悼到与万物共哀

生态挽歌最根本的局限性在于其说话者的位置：说话者通常是从相对安全的位置为失去的"他者"哀悼，而不是与他们一起哀悼。即使说话者深切关心这种损失，他们也是从一种赋予相对安全感的距离来关心的。他们可能在他者经历世界末日时幸存下来。

C.D. Wright的《葫芦之歌》展示了如何超越这种局限性。这首诗不是传统的挽歌，而是通过"园艺"——更具体地说是挖掘——的意象，探索了"与万物共哀"（grieving with）的可能性。诗中的说话者通过挖掘土壤，将自己回归大地，直到她闻起来像"鸡不可食用的部分"，感觉"像神一样"。每个从句都由冒号分隔，象征着向越来越具体的深度挖掘，随着每次语法和物理上的挖掘，说话者变得更加"chthonian"（ chthonian），更加属于大地。

Wright的说话者不是为花园哀悼，而是与花园一起哀悼。她变得"适合参与"（fit to partake），成为某物的一部分。这种哀悼不是关于 consolation（ consolation），因为挖掘并没有使说话者感到舒适或恢复；它使她变得恶臭和痴迷，使她离规范的"健康情况"更远。相反，它允许她意识到自己"终于回家了"，在大地中遇到一种自我的暴力破裂，这种破裂带来的是成长，而不是毁灭。

Linda Hogan的《河边的骨头》提供了另一个"与万物共哀"的例证。这首诗讲述了一个 acute socioecological crisis（ acute socioecological crisis）：Washita River改变了河道，流经Hogan的祖先在"泪痕之路"（Trail of Tears）上被迫迁移后埋葬的墓地，开始 disinter（ disinter）安息在那里的尸体。然而，Hogan的诗意人格发现，这场景包含了一个与河流和大地一起哀悼的时刻。通过 uncovering（ uncovering）尸体，河流正在揭示某种"像真理"（like truth）的东西——这些"曾经 invisible lives"（once invisible lives）现在可以被再次看到。河流正在将骨头带回家，带回他们曾经"生活和旅行"的水中，带回曾经滋养他们的生态系统。Hogan对骨头喊出"是的，去吧！"（Yes, go!），她意识到这种 disinterment（ disinterment）不是河流的背叛，而是一种团结的行为，一种"与万物共哀"的行为。

生态哀悼诗学的意义

Hamer提出的"生态哀悼诗学"（poetics of ecological grief）不是一个与生态挽歌完全分离的模式，而是一种相对包容和 inclusive（ inclusive）的阅读和凝聚诗歌的方式，不以欧洲起源模式的独特结构约束为中心。这种诗学通过强调"与万物共哀"而不是"为他者哀悼"，为表达生态悲痛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生态哀悼诗学的重要性在于它允许一种多元化的观点，这对于追求气候正义至关重要。通过关注那些"与万物共哀"的作品，我们可以开始解析谁能够并被允许哀悼、什么样的状态或实践被认可为哀悼等问题。生态损失在全球社区中分布不均，这要求我们批判性地思考在公共 discourse（ discourse）中 foreground（ foreground）的是哪种生态悲痛。

此外，生态哀悼诗学强调了在悲痛中坚持希望的可能性。悲痛不仅关乎失去，也关乎希望——在悲痛中幸存下来的是对生态系统关联性（ecosystemic relationality）对所有有机生命（包括人类）根本重要的理解。生态悲痛邀请人们保持与这种关联性的联系，并留在或找到一种进入 reciprocity（ reciprocity）世界的方式。

这项研究的主要结论是，虽然生态挽歌在表达生态悲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不能包含生态哀悼诗学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它无法容纳一种在失去中找到"与万物共哀"的 healing possibility（ healing possibility）的生态哀悼诗学。通过超越挽歌模式的局限性，特别是其说话者与哀悼对象的分离倾向，诗人们可以探索更直接、更有风险的参与模式，为表达生态悲痛开辟新的可能性。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挑战了将生态悲痛默认框定为挽歌的做法，为理解文学如何表达生态损失提供了更广阔、更多元化的视角。通过强调"与万物共哀"的价值，它为气候正义的追求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资源，允许 marginalize（ marginalize）的损失和观点得到中心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