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防治的伦理维度：公众对生物防治及粪金龟引入的认知与态度研究

为解决生物防治公众接受度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澳大利亚公众对生物防治（特别是粪金龟引入）伦理认知的混合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公众认为粪金龟比一般生物防治更安全有效但必要性较低，伦理认同是共同驱动因素。该研究为改善科学传播策略和增强公众信任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环境管理领域，生物防治（biocontrol）作为一种利用生物体控制有害物种的技术手段，长期以来被科学界视为纯粹的技术问题。然而随着澳大利亚甘蔗蟾蜍等生物防治失败案例的持续发酵，公众对生物防治的抵触情绪日益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这种抵触不仅源于对生态系统平衡的担忧，更涉及深层的伦理价值冲突——当科学家们试图通过引入新物种来解决环境问题时，普通民众却在用完全不同的价值尺度衡量这些行为的正当性。

传统科学界往往采用"知识赤字"模式来应对公众质疑，认为只要充分传达科学事实就能消除顾虑。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单向灌输的方式效果有限，因为公众的态度和认知不仅受理性判断影响，更被情感体验、社会规范和个人价值观所塑造。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有着复杂生态殖民历史的国家，生物防治项目的接受度更与公众对"自然"的理解、对政府监管的信任度以及对技术风险的感知紧密相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Bethaney Turner领衔的研究团队在《BioControl》发表了创新性研究。该研究首次将粪金龟（dung beetles）这一特殊案例纳入生物防治的公众认知研究框架。与典型针对入侵物种的生物防治不同，粪金龟是被作为"生态系统工程师"引入澳大利亚，用于解决牲畜粪便堆积引发的环境问题。这种独特性质为研究者提供了绝佳机会，可以比较公众对生物防治一般原则与具体案例的态度差异。

研究人员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对155名澳大利亚参与者进行问卷调查，系统分析了五个关键认知维度：安全性、必要性、有效性、实用性和伦理性。研究特别关注了三个核心问题：公众对一般生物防治与粪金龟引入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影响一般生物防治接受度的驱动因素；以及粪金龟引入获得支持的关键原因。

研究方法上，研究团队设计了结构化的在线调查问卷，通过专业邮件列表和社交媒体平台招募参与者。所有参与者都需具备生物防治的基础知识，确保研究能聚焦于已有认知群体的态度形成机制。问卷采用语义差异量表测量认知倾向，并设置开放式问题收集质性数据。统计分析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认知差异，多元线性回归识别影响因素，同时对文本评论进行主题分析以丰富定量发现。

研究结果揭示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发现。在认知差异方面，参与者认为粪金龟比一般生物防治更安全（t[df=154]=-2.96, p<0.003）且更有效（t[df=154]=3.57, p<0.001），但却觉得其必要性较低（t[df=154]=-2.51, p<0.015）。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在开放式回答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多达40%的参与者主动赞扬粪金龟的积极作用，如"粪金龟是农民的得力助手"，而一般生物防治的讨论中则有24%的回应提及失败案例，其中16%特别提到甘蔗蟾蜍。

影响因子分析显示，伦理认同是连接两类生物防治接受度的共同桥梁。对一般生物防治而言，接受度还受到治理信心、生物多样性威胁担忧和年龄因素的影响：年长参与者（β=0.15, p<0.05）、认为生物防治符合伦理（β=0.26, p<0.01）且对生物多样性威胁较小（β=-0.21, p<0.01）、对治理体系更有信心（β=0.31, p<0.001）的群体表现出更高接受度。而粪金龟的接受度主要与其感知效用（β=-0.63, p<0.001）相关，伦理（p=0.056）和有效性（p=0.062）因素则呈现边际显著趋势。

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这些发现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研究表明，科学界惯常强调的外在伦理（如监管流程、风险评估）虽对一般生物防治重要，但粪金龟案例显示，公众的伦理判断更多基于个人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参与者评论如"引入粪金龟符合社区标准"、"它们不伤害其他物种"等，体现了公众自成体系的伦理逻辑，而非简单依赖专家认证。

这种伦理多元性对生物防治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成功案例如粪金龟的推广经验表明，当公众能直接体验到防治效果（如苍蝇减少、土壤改良），并形成积极的情感联结时，技术接受度会显著提升。相比之下，一般生物防治因缺乏这种直观益处，更需要依赖制度信任和风险管控来说服公众。

研究最后呼吁科学界采用更细致的伦理理解框架，摒弃将公众担忧简单归为"非理性恐惧"的 deficit approach（赤字模式），转而建立双向沟通机制。通过认真对待公众的本土知识、地方实践和价值观念，不仅能够改善生物防治项目的传播效果，还可能反哺科学研究，优化技术方案设计。

这项研究的创新价值在于将伦理维度置于生物防治公众接受度研究的中心位置，同时通过粪金龟这一非典型案例拓展了生物防治的讨论边界。研究结果对全球范围内的入侵物种管理具有参考意义，特别是在如何平衡技术效能与社会接受度这一普遍挑战上提供了新思路。随着气候变化和生物入侵问题日益严峻，这种融合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考量的综合视角，将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环境治理模式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