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自然积极未来愿景:基于自然未来框架(NFF)与生物多样性关联视角的转型变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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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13日
来源:Ecosystems and People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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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述创新性地将自然未来框架(NFF)与关联方法(Nexus Approaches)相结合,共同创构了欧洲2050年自然积极(Nature-positive)的未来多元愿景。研究揭示了不同自然价值观(如“自然即文化”、“自然为自然”、“自然为社会”)如何塑造出既具独特性又共享共性(如生态系统恢复、参与式治理)的未来图景,并阐明了通过多样化的间接驱动因素(如再乡村化、技术进步、模仿自然生态过程)可实现生物多样性与其他部门(水、食物、健康、能源、交通)间的积极协同效应。该研究为通过多元化愿景过程激发转型变革(Transformative Change),以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及实现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启示和实践路径。
生物多样性在维持地球生命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正在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减少,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导致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丧失会产生重大影响,包括破坏调节性生态系统过程,威胁自然对人类福祉的直接贡献。尽管人们广泛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紧迫性,但生物多样性丧失仍在持续加速,这促使人们日益强烈地呼吁进行“转型变革”。这种对转型变革的推动,即“技术、经济和社会因素(包括范式、目标和价值观)的根本性、全系统重组”,得到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日益增长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雄心,以及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目标和承诺的支持。
对转型变革的呼吁引发了对所需变革的范围、规模和速度的重要质疑。预见性方法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应对这些复杂且不确定的动态,采用广泛的方法和工具,通过探索未来的可能性来研究转型变革的“是什么”和“如何实现”。情景分析是探索变革驱动因素的关键方法。然而,这些方法也日益受到批评,认为其忽视了正义考量、政策影响以及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观点。这导致人们越来越关注共同创造积极的未来。
最近的IPBES转型变革评估强调了“共享的积极愿景”对于指导转型变革的重要性,转型变革文献也强调了设想积极未来以激励和建立对转型变革的共同承诺的价值。主导的转型变革概念化描述是,当边缘化的“种子”或利基创新有效扩展并破坏既定系统,通常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其身份和反馈循环时,转型变革就会出现。参与式的共同创造过程越来越多地用于探索这些系统性变化的理想终点,采用创造性和跨学科的方法使可持续未来的愿景更具想象力和切实性。共同创造的愿景还可以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充满希望的叙事并激发战略行动。本文正是在此呼吁基础上展开,使用“自然积极”来广泛框定人类和自然的真正变革性未来。
重要的是,转型变革比主导的概念化描述所暗示的更为混乱和充满争议,因为它也源于利益相关者的多元视角和价值判断。忽视转型变革的多元性和政治维度会带来无数风险。多元性——理解为包含多元视角——是参与转型变革时的一个重要原则,旨在增强过程的包容性和成果的新颖性。自然未来框架通过提供一个启发式工具来解决这些风险,该工具有助于基于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心的多元价值视角,共同创造地方性的、多元的自然积极未来愿景。
自然未来框架通过利用参与者在发展新愿景中的世界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共同创造过程的中心。该框架提出了自然保护研究和实践中被广泛理解的三种主要自然价值视角。“自然为自然”视角侧重于自然的内在价值,即为自然留出空间,让其在没有人类剥削的情况下繁荣发展。“自然为社会”视角强调自然的工具性价值,即人类从自然中获得的各种益处。“自然即文化/与自然合一”视角呈现了关系性和文化价值,展示了人类与自然互动、共同创造和共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些价值视角与特定地点和背景下的协同效应和冲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自然未来情景建模旨在识别对自然和人类具有多重共同益处且较少权衡的干预措施。
为回答“欧洲2050年什么样的多元自然积极未来能够明确利用生物多样性关联中的协同效应?”这一问题,采用了愿景共同创造、分析、迭代和验证的方法论。关键的共同创造活动包括愿景共同创造研讨会和愿景迭代与验证网络研讨会。研究人员对这些活动的产出进行了综合和分析,以帮助利益相关者进行迭代和验证。此外,共同创造过程的参与者也被纳入本文的撰写过程中。这种方法论上的共同监督减轻了研究人员在构建和分析过程中出现循环分析和偏见的风险,并确保了对研讨会发现及更普遍见解的解释反映参与者的初衷。
愿景共同创造研讨会是核心环节。研讨会于2023年5月4日至5日在希腊圣托里尼举行,引导26名参与者经历了一个结构化的过程,旨在共同创造欧洲2050年多元的自然积极未来愿景。参与者代表了构成生物多样性关联的所有部门(即生物多样性、水、食物、健康、能源和交通)、组织类型(即研究机构、政府、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企业、少数群体)以及欧洲地区(即西欧、南欧、中欧/东欧)。愿景开发活动包括破冰、介绍NFF框架、确定愿景的价值观起点、基于价值观起点分组进行愿景构思、丰富愿景叙事草案等步骤。
在研讨会之后,研究人员对每个愿景的数据(海报、便利贴、笔记、录音)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三位研究人员并行分析了三个愿景的数据,将与不同愿景主题相关的参与者贡献输入标准模板。贡献被总结为描述性要点,并突出了同一愿景中不同愿景元素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随后,由一位未参与初始分析的研究员对愿景之间的异同进行了简要分析。在讨论了异同分析的结果(包括解决分歧和矛盾)之后,三位研究人员开始起草愿景叙事(即阐述理想未来愿景的描述性段落),并按照研讨会中用于发展叙事的主题(即核心原则;环境与自然资源——包括生物多样性关联互动;治理;经济、就业与教育;人口、健康与福祉;话语权与公平)分成小节。
对三个草案愿景叙事的分析旨在识别共同和具体特征,探索生物多样性关联内的相互联系,并检验三个愿景中间接驱动因素的作用。这项分析确保了愿景是多元的、考虑了生物多样性关联的且是变革性的。
共同和具体特征的分析有助于阐述构成自然未来框架三角形内部结果的共同目标,以及使愿景与众不同的独特特征。分析首先比较了三个愿景中生物多样性关联的五个要素(即生物多样性、水、食物、健康、能源和交通)的状态以及五个间接驱动因素的一般领域(人口、经济、政治与制度、社会文化、技术)。这一初步分析为根据用于发展愿景叙事的主题(即核心原则、环境与自然资源、治理等)总结共同和具体特征提供了信息。
对生物多样性关联的分析侧重于识别部门之间的协同效应——即有助于多个领域或部门同时产生积极结果的相互联系。通过突出明确或隐含地将生物多样性与其他关联要素联系起来的陈述,在叙事中识别出这些协同效应。然后,通过总结最近一篇关于欧洲生物多样性关联现状的综述的发现,将这些相互联系与现状进行对比。
对间接驱动因素的分析旨在理解愿景如何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间接驱动因素,即那些影响直接驱动因素的潜在原因,将其作为转型变革的指标。考察的间接驱动因素——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与制度、人口和技术——是基于IPBES全球评估中的分类进行选择的。通过将愿景与这些间接驱动因素的现状进行比较,分析识别出每个愿景中更明确地突出的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检验了它们在实现生物多样性关联内积极协同效应所需根本性变革中的作用。
2024年2月举行了一次愿景网络研讨会,以验证并进一步阐述在共同创造研讨会期间开发的愿景。网络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焦点是明确利用生物多样性关联中的协同效应,因为这在之前的共同创造研讨会中主要是通过参与者招募间接完成的。所有参加过愿景共同创造研讨会的参与者都受到了邀请,最终有11位原始参与者参加。网络研讨会的活动包括介绍分析结果、分组讨论以丰富愿景中的关联协同效应、全体会议讨论以及通过Mentimeter对愿景的价值观定位进行反思。
三个最终的愿景叙事被转化为传播产品,并用于BIONEXT项目未来的共同创造练习。艺术家Lina Kusaite参与了愿景共同创造网络研讨会,并通过一系列迭代会议与研究人员合作,创作了反映参与者贡献并能激发新想法和解释的艺术作品。此外,愿景叙事还被总结为播客。这些产出旨在刺激变革路径的共同创造,这些路径展示了在不同关联要素和系统中实现每个愿景所需的行动和策略。
愿景过程旨在产生由多元价值观支撑的愿景,这是通过将三个愿景定位在NFF三角形内的不同位置来实现的。在共同创造过程结束时,研究人员和参与者进行了一次反思练习,思考这三个愿景如何演变为特定的价值取向。参与者在愿景迭代和验证网络研讨会期间对三个愿景进行了反思,他们被要求通过Mentimeter对每个愿景反映NFF三种价值视角(自然即文化、自然为社会、自然为自然)的程度进行评分。研究人员在叙事定稿后,以调查形式回应了相同的问题,对愿景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研究结果取参与者和研究人员贡献的平均值。
从愿景共同创造过程中产生了三个愿景叙事,它们总结如下。这些愿景由NFF三角形内不同的自然价值观所支撑。虽然这些定位开始时更接近三种价值视角的角落,但它们也包含了价值视角之间的元素。
愿景一:Dòigh Nàdair:自然之道(自然即文化价值视角)
到2050年,欧洲社会与自然建立了更加多元、平衡和互惠的关系。人们以关怀和沉思为核心原则为指导,主流文化与自然世界有着更深层次的精神和文化联系。多样化和文化嵌入的景观支持着整个欧洲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其中人类和自然过程交织在一起。可持续、再生和循环的自然资源管理培育了与环境的平衡关系。农业系统以社区为基础,根植于生态农业和有机原则,饮食是本地化和季节性的,消耗的少量动物蛋白由牧民和小规模渔民提供。能源系统是可再生的,并根据当地需求和资源进行配置。水被公认为公共资源和人权,并与水体的法律权利相平衡。治理系统简单且本地化,与当地景观和生态系统有紧密联系。在更高层面,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考量被纳入环境、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主流。欧盟接纳多元世界观,并在全球舞台上重新定位为善于倾听的角色,采取开放边界政策。欧洲的经济基于去增长和共享模式,根植于管理和关怀。职业高度平等,实行普遍基本收入,人们有更多时间用于自然和社区管理。教育系统是协作性的,接纳多种知识形式,为人们成为积极公民做好准备。人口稳定但更老龄化、更多元化,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比目前更多。欧洲人拥有健全的医疗保健(包括心理健康)权利,并重新发现了自然和祖先治疗传统的根源,以补充西方科学医学。到2050年,欧洲实现了一个更加公正和民主的社会,优先考虑积极公民身份、管理和人权。
到2050年,尊重自然本身并为自然生态过程留出空间的重要性在欧洲社会受到高度重视。社会具有生态素养,并使其活动适应自然动态。大多数人居住在紧凑、自给自足的城市中,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影响较低。这通过能源需求的充足方法、可再生能源系统以及活跃和/或电气化的交通系统得以实现。预防性的健康方法改善了生活方式和福祉,减轻了医疗护理对环境的压力。水管理适应并建立在自然过程的基础上,例如通过拆除水坝和恢复渠化河流来为自然腾出空间。在农业中,优先考虑本地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并通过综合牲畜系统平衡营养循环。饮食主要是植物性、季节性和本地化的。实施的治理系统是多层次和去中心化的,大部分立法权属于欧盟和区域社区。区域社区在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并得到欧盟的(财政)支持。此外,有一个全球对话与合作平台,帮助欧盟谈判零转化贸易政策。在欧盟内部,自然被授予权利,通过民主代表和法院得以实施。这确保了人类和自然彼此拥有的权利和责任。通过去增长和公平分配,经济系统已经稳定并更加本地化。繁荣的关键指标是环境状况和福祉。人们工作时间减少,工作重点放在社区和自然上。教育也更侧重于生态素养和实践技能,部分在非正式的社区环境和自然中进行。在规范进入欧洲的移民后,人口规模趋于稳定。
到2050年,欧洲社会为自然和人类实现了一个更加平衡的未来。欧洲专注于通过技术解决方案、减少消费以及更高价值化的生物多样性和水来满足自然和人类的需求。城市区域以社区为基础,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绿色基础设施进行改造。生物多样性在农村地区繁荣发展,自然在其存在之处即可被亲近。在森林、湿地、山脉和河流中进行野化,这些区域达到了良好的生态状态。通过循环经济、科学和技术以及新型食物来源,扩大可持续农业,以满足本地和区域需求,同时减少消费。通过高效储存改善了水资源可用性,城市利用再利用的水资源进行绿化,沿海地区通过恢复的湿地得到保护。欧盟的政策和治理有助于预防战争,对采掘业进行严格监管,并减少与大国贸易的依赖性。百分之六十的能源来源是可再生的,技术、生产和储存得到改善,包括农村地区的智能电网、生物废物和污水有助于能源生产和自然保护,以及总体能源使用的减少。城市中骑自行车的人数超过开车人数。欧盟通过确保自然空间和反映多元视角与实践的去中心化卫生系统,更好地管理流行病,降低了疾病风险。技术取得突破,技能得到发展,终身教育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格局。人口趋于稳定,公平性得到改善,农村地区繁荣,自然与人类活动在空间上有所区分。
三个愿景中共同和具体特征的分析揭示了共同特征反映了参与者之间达成共识的广泛目标(例如,实现与自然的平衡关系),而具体特征通常与实现这些目标的景观和社会结构与过程相关。例如,在“NaturAll”中,平衡关系是通过一个模仿自然生态过程的社会来实现的;在“Dòigh Nàdair:自然之道”中,这种平衡是通过与自然的精神联系实现的;而在“回归自然”中,则是通过政府法规和技术解决方案来实现的。共同和具体特征的这种纠缠是该研究的一个新兴特征,表明其分类比IPBES方法指南中描述的更为细微和复杂。
本节介绍了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关键间接驱动因素的愿景分析。这些间接驱动因素的变化被视为实现生物多样性关联内积极协同效应所需变革的潜在推动因素。随后是对生物多样性与其他关联要素(即水、食物、健康、能源和交通)之间成对积极协同效应的更细致分析,列举了哪些类型的间接驱动因素(即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与制度、人口和技术)在促进实现这些协同效应所需的变革方面似乎最为显著。
每个愿景中在促成向生物多样性关联积极协同效应转型方面显得更为重要的间接驱动因素类型各有不同。所有愿景都阐述了象征偏离当前状态的间接驱动因素,但每个愿景对于哪些间接驱动因素支撑转型过程有不同的理由。在“Dòigh Nàdair:自然之道”中,转型变革是由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文化变革以及向积极公民身份的政治变革驱动的。在“NaturAll”中,转型变革是由改变自然过程的内在价值并将其制度化(例如,自然的法律保护)驱动的。在“回归自然”中,转型变革是通过激励和监管污染性行业以及新兴技术驱动的。
每个愿景中生物多样性与其他关联要素之间明确的成对协同效应被可视化(以食物-生物多样性相互联系为例)并进行了总结。这些描述包括1)每个愿景中积极协同效应的性质,以及2)促成变革以实现每个成对协同效应的具体间接驱动因素的例子。研究结果表明,在当前状态下,从其他关联要素到生物多样性的相互联系大多是负面的,反映了其他部门的不可持续性如何驱动生物多样性丧失。相比之下,三个愿景包含了更多从生物多样性到其他部门以及反向的协同相互作用。从其他部门到生物多样性的积极协同效应凸显了更自然友好的行动如何与生物多样性建立互惠关系,在所有三个愿景中促进更平衡的人与自然关系。
以食物和生物多样性为例,在当前状态下,农业扩张、集约化、单一耕作等驱动生物多样性丧失。而在“Dòigh Nàdair:自然之道”中,更精神和互惠的自然联系以及人口再乡村化促成了一个拥抱本地化和季节性饮食、采用生态农业实践的食物系统。“NaturAll”中,更紧凑的城市和农业用地为自然腾出空间,一个重视自然生态过程的社会使食物系统重视遗传多样性和本地植物的使用。“回归自然”中,科技进步和财政激励实现了可持续和多样化的新型蛋白质生产,为自然腾出土地并改善生物多样性。
水、健康、能源、运输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效应模式类似,均在不同愿景中通过特定的间接驱动因素(如权利视角、适应自然过程、技术法规等)的转变,实现了从当前负面影响到未来积极协同的转变。
愿景在NFF上的起始位置(云图标)和近似终点位置(三角形重心)基于参与者和研究人员的评估。重心位置相对于起始位置的迁移表明,感知到的价值视角比其原始位置更接近三角形的中心,并且每个愿景都被认为包含了不同价值视角的重要元素。这些位置是近似的,基于研究人员和研讨会参与者的看法。这一发现表明,在共同创造过程中,允许价值视角演化对于确保过程的包容性和成果的新颖性非常重要。
本文探讨了“欧洲2050年什么样的多元自然积极未来能够明确利用生物多样性关联中的协同效应?”以及“我们的方法能为NFF的未来应用提供哪些独特贡献?”。
这些欧洲自然积极未来的多元愿景,与一系列应用NFF生成自然和人类积极未来叙事的研究并存。我们选择欧洲尺度是为了为多尺度或跨尺度情景研究(即连接全球与区域尺度)提供信息,并为欧洲层面的政策提供参考。通过关注利用生物多样性关联中协同响应方案的自然积极愿景,我们为在欧洲实施IPBES转型变革和关联评估的关键发现提供了及时而独特的启发。虽然独立开发,但这里的愿景提供了区域特定叙事如何与全球叙事并置或嵌套其中的例子。我们的贡献还提供了与其他使用不同方法论产生欧洲自然积极未来愿景的研究互补的观点。这些异同反映了用于操作NFF的框架、背景和方法论的多样性,丰富了欧洲自然与人类未来的想象图景。
本文为NFF的应用提供了三个重要的方法学进展。首先,本文采用结构化方法,将生物多样性关联中协同相互作用的明确考量引入积极愿景过程,将自然未来愿景规划和关联方法扩展到与生物多样性相互作用的广泛部门。其次,本文允许间接驱动因素的未来状态通过愿景共同创造过程自然呈现,从而探索了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如何在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第三,本文表明,支撑愿景的主导价值视角(从利益相关者和研究人员的角度看)通过共同创造愿景过程发生了演化。通过追踪愿景在NFF上的感知位置,我们提出愿景可能从 distinct 向更重叠和 entangled 的混合价值视角迁移。这支持并丰富了IPBES新兴文献中强调价值多元性和包容性对于激励和指导转型变革的必要性。
尽管为确保参与者的多样性做出了重大努力,但所有利益相关者过程都存在资源限制。在本案例中,对欧洲尺度的关注导致偏向于在欧洲层面机构工作、受教育程度较高且对讨论议题有较高专业知识的人群。研究人员和参与者观察到,共同创造过程的结果可能受到愿景小组内部社会动态的影响。例如,“回归自然”组的参与者倾向于基于当前现实评估愿景贡献,这有时导致了其他组员认为不可取的愿景元素。研究人员反思了一个持续存在的挑战,即参与者难以摆脱“现在”的限制去设想理想未来。将参与者按小组多样性的划分方式与知识共同创造的最佳实践一致,但在我们的案例中,这意味着参与者不一定完全认同分配给他们的价值视角,可能导致愿景的不一致。然而,参与者似乎从拓展自身价值观和视角中受益。使用NFF作为三个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愿景的起点,既可以被视为刺激多元性的工具,也可能是一种限制。
本文的贡献有望在几个未来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展开。需要更多的方法学实验来结合NFF的多元价值观与关联方法的系统性见解。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理解保持共同和具体特征纠缠及价值视角重叠的多元愿景的影响。特别是,《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欧盟203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等框架下的目标,可以从更深入地考虑实现这些目标的多元愿景和路径所带来的更广泛选择范围中受益。
此外,需要进一步研究间接驱动因素在促成关联积极协同效应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转化为路径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理解为什么某些间接驱动因素在不同价值视角中是共同的,而其他则是独特的。此外,在欧洲实现这些愿景会对其他地区产生众多影响,包括可能以将环境压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即离岸环境影响)的方式。这些议题在某些愿景小组中得到了临时处理,但需要进一步研究来全面阐述本文描述的欧洲愿景如何嵌入全球尺度的自然未来中。
这些愿景的目的是通过发展代表向自然积极和协同欧洲转型的鼓舞人心的愿景,来对抗关于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主导科学叙事。然而,尽管此类愿景可以激发动力,但除非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步骤,否则其变革潜力仍然有限。为了产生更具行动导向的知识并检验支撑愿景的假设的可行性,这些愿景正被整合到未来的工作计划中。这包括第二次共同创造研讨会,参与者(包括欧洲层面的各类行动者,如政策制定者)将共同制定实现愿景的变革路径。这些路径还将使用一个关联建模框架进行评估,该框架结合了多个建模工具。建模后,产出将与愿景进行比较,以评估路径是否成功实现了预期结果。这个过程将为建模者和研讨会参与者带来相互学习,并为后续迭代(甚至可能提高)变革路径的雄心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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