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兰岛变迁景观：人类与环境长期互动的启示

本文通过跨时空视角系统研究丹麦洛兰岛Syltholm峡湾地区人类与环境互动的长期模式，揭示了社会生态系统应对环境变化的韧性机制。作者综合考古学、历史学和环境科学等多学科证据，从居住与生计、仪式行为与埋葬、环境挑战应对三个维度，探讨了从中石器时代至今人类在动态环境中的适应策略。特别聚焦1872年特大风暴潮等关键事件，分析了人类通过堤坝建设、农业转型和文化记忆等途径构建韧性的过程，为当代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深时尺度的历史参照。

　　

洛兰岛变迁景观：人类与环境长期互动的多维透视

研究背景与理论框架

欧洲许多地区正面临严峻的社会与环境挑战，亟需构建高度韧性和适应能力。考古学通过提供人类在动态环境中长期适应变化的独特视角，在这一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丹麦洛兰岛Syltholm峡湾为案例，采用跨时序研究方法，探讨了人类与环境互动的长期模式。该地区保留了在动态变化景观中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特殊档案，为研究人类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提供了宝贵资料。

研究区域涵盖未来费马恩隧道建设区，考古发掘面积达368公顷，其中约57公顷进行了全面发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保存了从中石器时代到中世纪的大量有机材料，包括燧石、陶器、琥珀、骨骼、植物遗存和加工木材等。这些材料为了解人类在数千年时间尺度上适应环境变化提供了独特机会。

理论框架建立在韧性理论基础上，该理论被定义为"解释适应性系统变化来源和作用的思想体系"。研究表明，理解人类与环境变化的双向互动关系至关重要，而决策过程在这一互动中起着核心作用。高分辨率的跨学科研究设计对于理解过去的韧性和适应机制具有决定性意义。

居住与生计模式的演变

人类在Syltholm峡湾地区的活动最早可追溯至阿伦斯堡文化时期（公元前9800-9320年）。从晚中石器时代（约公元前5000年）开始，人类活动逐渐增加，在中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3500-3100年）达到高峰。这一时期，多个固定渔捞设施的建造表明人类在峡湾周围建立了更为定居的生活方式。

居住模式分析显示，尽管该地区易受风暴洪水影响，但人类在此持续居住了数千年。在铁器时代（约公元前500年-公元800年），居住和活动区域从海岸线向内陆转移，这可能与海平面上升或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考古记录显示在该地区较低处建立了名为"凯撒百合"的防御结构，其朝向海岸的布局表明当时这些区域仍为旱地条件。

生计方式方面，得益于特殊的保存条件，研究者获得了大量关于晚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生计的直接和间接证据。在家畜骨骼出现之前（约公元前4000年之前），已在埃特伯勒文化陶器中发现了牛奶残留，表明早期阶段已存在动物产品的交换和进口。鱼类资源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一直保持重要地位，多种渔具和建筑结构（如鱼梁）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

植物利用数据显示，从中石器时代开始，炭化的榛子壳碎片表明人类持续利用这一食物来源。其他潜在食物植物包括黑刺李、山楂、野苹果、黑莓和覆盆子等。大麦和二粒小麦的种植从公元前3520-3350年开始有明确记录，其中大麦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一直是主要作物，这可能与其相对耐盐的特性有关。

仪式行为与埋葬习俗的变迁

在史前峡湾的浅水区发现了大量沉积物，这些沉积物既包含日常废弃物，也包含可能具有仪式意义的"结构化沉积"。沉积的文物（如鹿角斧、装饰木材和鹿角）以及特定动物物种的下颌骨表明，从晚中石器时代到早期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700-3600年）存在持续的沉积实践。

从中新石器时代开始，峡湾地区的结构化沉积减少。基于放射性碳定年数据，水域沉积时期在人类活动高峰（约公元前3300-3100年）之前结束。在更晚的史前时期，随着人类日常活动和生计方式向内陆地区转移，仪式行为也相应发生变化。

埋葬习俗方面，Syltholm地区最古老的人类考古遗存包括一些从峡湾海滩发现的零散人骨，年代为公元前3600-3500年。该地区已知最早的"正式"人类墓葬包括五座新石器时代的支石墓，约建于公元前3300年。这些支石墓建在Syltholm峡湾景观的最高点，距离新石器时代的水边仅几百米。此外，在发掘区东部一公里范围内登记了30多个低矮的土葬墓冢。

有趣的是，古代墓葬纪念碑在Syltholm地区可能一直保持意义，并引发了后来居民的"回应"。这一点得到了围绕一个新石器时代支石墓记录的近120个烹饪坑（年代为公元前1100-900年）的空间分布的支持。基督教传入后，墓地转移到教堂庭院，仪式行为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环境挑战的应对策略

Syltholm地区在全新世期间经历了海平面变化，主要是缓慢渐进的过程。然而，环境也偶尔受到短暂、快速发生的洪水事件影响，如风暴潮。在费马恩项目期间，在峡湾的发掘剖面中观察到了几个含有粗粒沉积物的层位，表明曾发生风暴洪水。

从历史记录可知，南洛兰岛的低洼海岸曾多次遭受洪水侵袭。早在1577年就有风暴潮的记录。从18世纪末开始，为了保护脆弱的海岸线，建造了几道堤坝和水坝。然而，早期的堤坝较低（平均约2米高），寿命较短，每次都被自然力量摧毁，导致反复洪水。

1872年的特大风暴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飓风和创纪录的高水位（比平均海平面高出3米多）造成了广泛破坏。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还带来了其他灾难性后果，如农场、牲畜和船只的损失，以及淡水等资源的获取减少。整个南洛兰海岸被淹没，虽然只有28人溺水身亡，但总损失相当于现代货币约9400万欧元。

堤坝建设彻底改变了洛兰岛大部分南部海岸。之前不规则的海岸线（由各种峡湾和岛屿组成）被堤坝拉直，同时形成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明确边界。堤坝后方产生了新的农田（约7500公顷）。如今，堤坝还服务于娱乐目的，例如作为功能良好的自行车道，它仍然保护着南洛兰的低洼地区免受水位上升的影响。

对风暴洪水的认知至今仍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意识中。通过几代人的传承，纪念林、歌曲、口述历史、文学叙事和诗歌有助于形成一种纪念文化。著名的丹麦小说家安徒生在灾难发生几周后就在一首诗中描述了这次大洪水事件："风暴带着死亡和恐怖的信息飞出"，反映了自然力量如何物理改变景观，以及这一恐怖创伤事件的形象。

讨论与启示

在Syltholm峡湾周围观察到的长期模式展示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相互交织、不断变化的互动，这种互动以不同方式反映在地质、考古和历史记录以及景观中。史前沿海社区利用这个易受洪水侵袭的地区长达数千年，尽管发生了多次高速事件（如风暴或高能洪水），但固定渔捞设施仍被建造和维护了几个世纪。

环境变化可能引发特定的人类反应，进而可能对社会不同领域产生（偶尔是意外的）副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872年的风暴洪水导致了"洛兰堤"的建造，这为洛兰农村地区带来了显著的政府资金投入，间接推动了旅游业发展，并引发了一种显著的"纪念文化"。

仪式行为和埋葬习俗的研究表明，在破坏性变化面前，持续维护或重新建立景观中的特定实践和/或地点可能是一种应对机制，以保持韧性和适应性。这一点在最戏剧性地体现为1872年特大风暴潮等事件中最为明显，这些事件引发了特定的人类反应，进而可能对社会产生非常意外的副作用，影响艺术、生计经济和仪式实践。

研究强调，虽然通常倾向于通过"之前"和"之后"的思维来区分变化，但现实并不符合这种线性逻辑。景观总是在社会、政治和/或生态层面发生变化，这需要高度的灵活性、适应性和韧性。因此，考古学和文化遗产讲述了人类在相当长时间尺度上应对变化并向变化学习的人类故事。在极端气候事件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未来，这些故事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结论与展望

洛兰岛不断变化的景观已成为需要精心管理的文化宝藏。尽管洛兰堤最初是为了应对气候挑战和支持农业而建造的，但后来它被视为该岛文化遗产和自然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以看作是堤坝建设的意外效应。这种转变表明，一个相对较新的人造景观如何演变成具有历史意义的事物。它也反映了当地社区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将实用的解决方案转化为身份认同和共同记忆的象征。

研究提出了六个关键见解：复杂性——人类土地利用变化、人类景观改造和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相互交织的；动态性与偶然性——环境变化可能引发特定的人类反应，进而可能对社会产生非常意外的副作用；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生活在由过去决策塑造的景观中；面对破坏性变化的连续性——在破坏性变化面前，持续维护或重新建立景观中的特定实践和/或地点可能是一种应对机制；变化是永恒的——景观总是在社会、政治和/或生态层面发生变化；机遇——环境变化不仅是需要通过缓解策略应对的挑战，也创造了新的机遇。

洛兰岛的案例表明，考古学和文化遗产通过提供人类在动态环境中长期适应变化的视角，可以为当代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这种深时尺度的视角不仅有助于理解过去的适应机制，也为构建未来社会生态韧性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