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时体重指数在炎性乳腺癌患者中的临床意义: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13日 来源:The Breast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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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针对炎性乳腺癌(IBC)这一罕见但极具侵袭性的乳腺癌类型,探讨了诊断时体重指数(BMI)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新辅助化疗(NACT)后病理完全缓解(pCR)率及生存预后的关联。研究基于欧洲多中心大样本队列,发现BMI与IBC患者生存结局无显著相关性,但与年龄、基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sTIL)及特定亚型转移风险存在有限关联,为理解肥胖在IBC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

  
炎性乳腺癌(Inflammatory Breast Cancer, IBC)是乳腺癌中一种罕见但极具侵袭性的亚型,仅占所有乳腺癌病例的1%至5%。尽管其发病率不高,却导致了高达7%的乳腺癌相关死亡。IBC的典型特征包括弥漫性皮肤红斑、水肿(橘皮样改变),以及症状的突然出现和快速进展。高达75%的病例可见真皮淋巴管侵犯伴肿瘤栓子,这被认为是其临床表现和快速转移的原因。与non-IBC(非炎性乳腺癌)相比,IBC患者通常更年轻,初诊时发生转移的比例更高(约25% vs. 6%),且生存率更差。此外,IBC中侵袭性更强的分子亚型(如三阴性乳腺癌(TNBC)和HER2阳性亚型)比例也更高。
肥胖已被公认为乳腺癌,尤其是绝经后女性乳腺癌的风险因素。在IBC中,肥胖患者的比例似乎高于non-IBC。在普通乳腺癌人群中,肥胖与较差的生存结局相关。然而,关于肥胖对IBC预后和治疗反应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且现有研究结果存在矛盾。例如,一些研究发现较高的BMI与IBC患者较差的生存相关,而另一些研究则未观察到这种效应。同样,关于BMI与新辅助化疗后病理完全缓解(pCR)率的关系,研究结论也不一致。鉴于IBC的侵袭性及其与肥胖可能存在的生物学关联,深入探讨BMI在IBC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由Kristien Borremans、Ha-Linh Nguyen、Maxim De Schepper等来自比利时鲁汶大学等多家欧洲机构的研究人员牵头,在《The Breast》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大规模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旨在评估诊断时BMI与IB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反应和生存结局的关联。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统计分析方法包括多因素回归模型(如多项逻辑回归、线性回归、Cox比例风险模型、Fine-Grey竞争风险模型)和生存分析(Kaplan-Meier曲线)。研究队列包含542例经术前化疗的IBC患者,所有患者均经过严格筛选以确保符合IBC诊断标准(Dawood标准)。研究对患者的临床病理数据进行了系统收集,并对大部分肿瘤样本进行了中心病理复审,重点评估了基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sTIL)和肿瘤栓子等关键病理特征。
研究结果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ient cohort
研究纳入了542例诊断时BMI数据可用的IBC患者。其中,6例(1.1%)为体重过轻(在后续分析中排除),190例(35.1%)为正常体重,187例(34.5%)为超重,159例(29.3%)为肥胖。最终分析包含536例患者,其中463例(86.4%)为非转移性(M0)IBC,73例(13.6%)在诊断时即存在转移(M1)。最常见的分子亚型为ER+/HER2-(37.9%),其次是ER-/HER2-(24.1%)和HER2+(包括ER+和ER-,共38.0%)。大多数患者接受了紫杉烷类为基础的术前化疗(81.0%)和乳房切除术(96.9%)。总体pCR率为26.9%,其中ER-/HER2+亚组的pCR率最高(46.6%)。中心病理复审显示,中位sTIL水平为5.3%,64.2%的病例sTIL水平较低(以10%为界)。肿瘤栓子在21.0%的病例中被发现。
Association of BMI at primary diagnosis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BC
分析发现,较高的BMI与诊断时年龄较大显著相关,年龄大于50岁的患者更可能被归类为超重或肥胖。在ER-/HER2+亚组中,较高的BMI与诊断时存在转移的可能性增加相关。在肿瘤微环境方面,与正常体重患者相比,肥胖患者的肿瘤中观察到更高的sTIL水平,尤其是在ER+/HER2-和ER-/HER2+亚组中。然而,在肥胖患者的瘤周样本中,肿瘤栓子的检出频率较低。
Association of BMI at primary diagnosis with response to NACT and survival of IBC
在非转移性(M0)患者中,分析未发现BMI(无论是作为连续变量还是分类变量)与pCR或残余肿瘤负荷(RCB)之间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关联。然而,在特定亚组(如ER-/HER2+和ER+/HER2-)中,肥胖患者的pCR率在数值上低于正常体重患者,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生存分析显示,在中位随访9.35年的M0患者中,超重或肥胖患者与正常体重患者的无病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均无显著差异。远处无复发生存期(DRFS)的分析也未显示BMI相关的差异。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是迄今为止评估BMI在IBC患者中作用的最大规模回顾性分析。与普通乳腺癌人群的研究结果不同,本研究未发现肥胖与IBC患者接受新辅助化疗后的pCR率或生存结局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关联。这可能与IBC本身极强的侵袭性有关,其不良预后可能掩盖了肥胖可能带来的额外风险。然而,研究观察到BMI与sTIL水平之间存在有限但值得关注的关联,提示肥胖可能对IBC的肿瘤免疫微环境产生生物学影响。例如,肥胖患者sTIL水平升高但pCR率未相应提高,这可能暗示肥胖背景下免疫细胞功能发生改变,类似于在TNBC中的观察。
此外,研究发现在ER-/HER2+亚组中,较高的BMI与诊断时转移风险增加相关,这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讨。肥胖患者瘤周样本中肿瘤栓子检出率较低的现象,可能与活检取样偏差或肥胖状态下淋巴管密度改变有关,但需更多数据验证。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其大样本量、多中心设计、严格的IBC诊断标准以及中心病理复审。局限性包括患者入组时间较早(始于1996年),未能涵盖近年来的新疗法(如免疫治疗、CDK4/6抑制剂);仅使用诊断时BMI,未能反映BMI的动态变化;以及缺乏种族/民族等潜在混杂因素的数据。
总之,这项研究揭示了BMI与IB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和肿瘤微环境之间存在有限但复杂的关联,但与生存预后无显著相关性。未来需要前瞻性研究来验证这些发现,并深入探索肥胖如何影响IBC的肿瘤微环境组成和细胞相互作用,以期发现潜在的治疗靶点,为这一难治性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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