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澳大利亚报纸对男性健康描绘的定性内容分析

这篇综述采用定性内容分析和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Socioecological Theory），系统剖析了澳大利亚报纸如何将男性健康议题框定为危机、国家关切或一般问题。研究揭示了传统男性气质规范（如坚忍、自立）是阻碍健康寻求行为（health-seeking behaviour）的关键屏障，并强调媒体在塑造公共话语、政策关注及男性参与健康服务中的核心作用。文章倡导媒体叙事应转向优势视角（strengths-based perspective），挑战有害的男性气质规范（hegemonic masculinity），以促进预防、早期干预和长期健康结局。

　　

引言

当代关于男性气质的观点常常在严格的性别二元对立中被两极化，与女性气质形成对比。依赖这种二元论导致男性气质基于其“非女性”特质及特定情境下的属性被不断重新定义。康奈尔（Connell）的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理论认为，男性气质并非一种天然类型或角色，而是性别关系中的一种位置，它构建了实践，其主要功能涉及权力动态，特别是男性对女性的权力以及从属与主导男性之间的权威关系。尽管男性气质本质上是流动的，但它从未代表一种稳定的建构，并始终依赖于文化背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男性气质在文化上被强加为停滞不前，以及为何男性的健康结局仍然较差。

在澳大利亚语境下，农村和城市男性气质代表了由不同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塑造的独特表达。农村男性气质通常强调自立和坚忍，而城市男性气质则倾向于优先考虑竞争和资本主义事业。然而，无论地理背景如何，将所有男性归类为健康寻求行为不足的倾向持续存在。当男性试图在健康方面拒绝这些极端标签时，无论涉及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女性化”的标签往往被加诸其身，因为积极寻求健康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女性特质或“真男人”不应做的事。因此，寻求帮助的男性可能被视为软弱（女性化）、脆弱，因而男子气概不足。这些障碍不仅存在于男性气质的体现和表演之外，还通过流行文化得到强化。

研究方法论

本研究旨在调查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影响和塑造有关男性健康与福祉讨论的社会生态背景。研究采用非侵入性数据收集方法，从现有来源（如主流媒体）中提取社会和文化意义，而无需侵入日常个体的生活。报纸是分析澳大利亚“日常”观点和话语的媒介，是审视霸权男性气质的宝贵资源，因为它们能够反映或生成社会规范。

在2024年10月，主要作者使用ProQuest数据库对澳大利亚报纸文章进行了全面审查，时间范围从2020年到2025年。通过定性内容分析，对最终筛选出的16篇报纸文章进行了分析。数据分析遵循定性内容分析的过程：准备（选择分析单位）、组织（将词语、短语或信息分类）和报告（总结和解释发现，建立描述现象的概念或类别）。数据分析基于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重点关注时间系统（Chronosystem）、宏观系统（Macrosystem）和外部系统（Exosystem）如何影响男性健康的媒体表述。

媒体描绘的主要健康议题分析

分析显示，澳大利亚报纸对男性健康的描绘因健康问题的类型而异。男性自杀和心理健康最常被表述为危机，通常使用强调文化污名和系统性忽视的紧迫性语言。前列腺癌和不孕症通常被框定为国家关切，与公共卫生运动和研发投资相关联。而高血压等一般健康问题则以中立和教育性的语气呈现。

前列腺癌：隐匿的危机

前列腺癌是澳大利亚男性中第二大致命癌症。文章强调了为受前列腺癌影响的男性提供资金和支持的迫切性。据估计，2023年约有3,700名男性死于前列腺癌，每年约有24,000例新诊断病例。然而，存在着“惊人的高水平的无知”，许多男性在诊断时肿瘤已发生转移。检测的可及性存在不平等，例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和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rostate-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 PSMA）扫描未纳入医疗保险（Medicare）报销范围。幸存者及其家庭对诊断和治疗后并发症（如尿失禁和勃起功能障碍）的支持不足表示担忧。到2040年，澳大利亚的前列腺癌病例预计将显著增加68%。

男性自杀：紧迫的国家危机

男性自杀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三倍，澳大利亚的政策未能充分满足他们的需求。尽管2000年至2019年间全球自杀率下降了11%，但澳大利亚却上升了31%。2019年，澳大利亚男性的自杀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维多利亚州的验尸官报告指出，2023年1月有13名年轻男性死亡，是自2019年以来该月最高的男性自杀率。国家农民福祉报告显示，45%的农民经历抑郁，64%有焦虑，44%有过自杀念头，30%曾尝试自杀。自杀预防澳大利亚（Suicide Prevention Australia, SPA）指出，增加男性自杀风险的因素包括悲伤、经济压力、失业、关系问题和经济困境。

男性不育与生殖健康

男性不育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约6%的夫妇受影响，其中40%归因于男性因素。研究表明，男性40岁后生育能力显著下降。然而，男性寻求生育测试面临过时和令人尴尬的方案，许多人认为去生育诊所是尴尬、过时和削弱男子气概的。近年来，家用精液测试套件的发展为男性生育测试带来了革命，但其在澳大利亚的采用进展缓慢。

高血压与其他一般健康问题

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是过去三十年来澳大利亚主要的死亡风险因素。尽管与血压相关的死亡率在二十年里有所下降，但比率已经停滞不前。25至49岁的男性面临最高的中风死亡风险。高血压通常没有症状，许多男性并不知道自己患有此病。管理是可能的，包括通过生活方式改变、饮食和药物。

家庭暴力中的男性庇护所

一个需要大量倡导的领域是支持面临家庭暴力的男性，特别是建立庇护所。目前，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庇护所允许男性在家庭暴力情况下携带他们的宠物和孩子。缺乏支持是一个关键问题，这种压力可能导致男性产生自杀倾向。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媒体角色

时间系统（Chronosystem）

时间系统涉及随时间影响所有背景的变化。近几十年来，关于霸权男性气质的公共话语发生了转变，从崇尚坚忍到认识到其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报纸文章反映了过去的社会化如何影响当前的心理健康行为。例如，关于年轻男性自杀率上升的纵向研究显示了经济不稳定和情感压抑的影响。新冠疫情也被视为一个关键时刻，促使更多男性公开谈论心理健康，挑战了霸权男性气质。

宏观系统（Macrosystem）

宏观系统包含影响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和社会价值观。澳大利亚报纸可以强化将男性气质与坚忍和自立联系起来的文化规范，阻碍男性承认脆弱性和寻求帮助。诸如“男人要坚强”、“男儿有泪不轻弹”等短语反映了将男性气质等同于情感克制的规范。这与康奈尔的霸权男性气质理论相吻合。使用体育、伙伴情谊和责任感等文化相关术语传递健康信息，突显了粗犷和韧性等价值观，强化了澳大利亚的男性气质观念。

外部系统（Exosystem）

外部系统代表一个间接环境，包含立法、大众媒体和组织政策等社会结构。它在不直接互动的情况下影响个体发展。媒体作为关键机构，是公共健康话语的守门人，决定哪些男性健康讨论被凸显或边缘化。例如，媒体可以选择放大或忽视将心理困扰与坚忍联系起来的叙事。影响男性的系统，如公共卫生预算、农村健康服务和媒体报道，往往超出个人控制范围，是结构性的决定因素。

讨论与建议

分析表明，澳大利亚男性健康存在多维度的关切，由文化规范、系统性服务缺口和健康素养限制所塑造。被审查的报纸文章持续地将主要的刻板印象和描述符与男性气质联系起来，特别是涉及传统理想、自立和情感压抑时。坚忍被广泛认为是延迟寻求身心健康帮助的一个重要问题。

尽管研究结果将男性健康与福祉归类为危机和国家议题，但对男性的表述在运作社会回应以解决和支持这些健康挑战方面仍然不足。关于前列腺癌增加的讨论中，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前列腺癌诊断和死亡率的全球领导者。目前，在澳大利亚，关于家庭暴力和自杀的媒体报道提供了支持服务的链接，这是一个极其积极的步骤。然而，对于其他紧迫的健康问题，包括任何形式的癌症，无论其性别和性别流行率如何，都缺乏同样的紧迫性。

基于研究发现，提出了以下建议：利用男性榜样并促进男性气质的多样化表达，使寻求帮助和从事自我护理的行为在所有健康方面正常化；报纸必须提供支持服务和信息链接；澳大利亚文章必须强调当前缺乏的资源或支持网络；媒体可以通过改变男性获取健康信息的方式来显著改善男性健康，并倡导发展尚不存在的资源或支持团体。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澳大利亚报纸所描绘的男性健康问题及其相应的框架。虽然某些问题（如自杀和心理健康）被认为是危机，但对于变革的紧迫性存在显著不足，尽管像前列腺癌这样的关键问题得到了承认。信息强调了男性需要相互支持，将责任完全置于他们身上。此外，生育问题以及男性在家庭暴力背景下的受害者也缺乏国家危机层面的承认。虽然报纸暗示存在国家危机，但它们将责任归咎于个人，而没有建立寻求帮助的支持性框架。除了心理健康资源外，各州和领地缺乏相关信息。本研究中探讨的背景强调了将男性健康视为国家危机的必要性。然而，这些见解尚未被有效运用于推动有意义和紧迫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