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东北部首次建立胎儿心脏测量列线图：14-36周妊娠期参考范围研究

本研究针对埃及人群胎儿心脏测量参考数据缺乏的现状，首次在埃及东北部(Qalyubiyya省)开展了低风险单胎妊娠的二维超声心动图横断面研究。通过对900名14+6-36+6周孕妇的系统测量，建立了心脏周长、心腔径线、房室瓣环、大血管直径等23项参数的GA特异性参考范围、回归方程和列线图。所有测量值随孕周呈二次函数增长(p<0.001)，为早期识别胎儿心脏重构模式提供了关键基线数据。

　　

在胎儿医学领域，准确评估心脏发育状况对先天性心脏病(CHD)的早期诊断至关重要。胎儿心脏在孕期会因生长受限(FGR)、母体糖尿病等多种因素发生适应性重构——即心脏大小、形态和功能的改变。然而，目前大多数超声心动图研究聚焦于心脏解剖异常和心律紊乱的检测，针对正常胎儿心脏径线系统测量的研究仍显不足，尤其在特定人群如埃及裔孕妇中，缺乏本地化的参考数据使得临床医生难以精准识别细微异常。

为此，Wael Maher Mohamed Abd El Khalek等研究人员在《Egyptian Journal of Radiology and Nuclear Medicine》发表了题为"1^st trial of nomograms for fetal cardiac measurements between 14 and 36 weeks of gestation in the north-eastern Egyptian population"的研究。该研究旨在通过规范化的二维超声心动图检查，建立埃及东北部人群妊娠中晚期胎儿心脏径线的参考范围列线图，为临床提供可靠的评估工具。

研究方法上，团队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22年9月至2024年3月纳入900名低风险单胎妊娠孕妇。所有检查经腹使用3.5-5 MHz凸阵探头进行，严格遵循国际妇产超声学会(ISUOG)和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指南。测量参数涵盖心脏周长(CC)、胸围(TC)、左右心房室径线、卵圆孔(FO)直径、心肌壁厚度、房室瓣环直径、动脉根部及大血管直径等，采用内缘到内缘的标准测量方法。

生长趋势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所有心脏测量值均呈非正态分布，随孕周增加呈现渐进式增长。通过线性、立方、二次和指数模型比较发现，二次回归模型最适合描述大多数心脏参数与孕周的关系(p<0.001)。右心室宽度从孕20周的7.25mm增长至34周的13.5mm，与既往研究高度一致。

心脏径线比值

研究计算了多项关键比值以评估心脏结构的协调发育：RA/LA(右心房/左心房)比值在整个孕周稳定在1.0-1.1；RV/LV(右心室/左心室)比值从较低水平逐渐增至1.1，反映右心室追赶性生长；PA/AO(肺动脉/主动脉)比值稳定在1.2-1.3；FO/AO(卵圆孔/主动脉根)比值接近1，验证了左心流入道与流出道的直径平衡理论。

心肌壁与空间隔测量

二维超声显示心肌壁和空间隔厚度随孕周逐渐增加，变异性较低，提示人群中心脏壁厚发育相对一致。这种稳定性对维持心脏结构完整性和腔室功能分隔至关重要。

流出道与大血管参数

主、肺动脉瓣环及动脉导管(DA)直径测量显示中度变异性。孕14周时主动脉瓣环、肺动脉瓣环和DA直径分别为1.5mm、2.1mm和0.95mm，与Vigneswaran等报道的数据高度吻合。三血管切面测量进一步证实了大血管的协调生长模式。

心胸比例与周长

心脏周长(CC)和胸围(TC)呈二次函数增长，心胸比例(CTR)稳定在0.31-0.51区间，表明心脏与胸腔发育保持平衡。这一指标对监测先天性心脏病和发育异常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列线图开发

研究最终构建了所有测量参数的百分位数图表和列线图，可通过孕周直接查询特定心脏结构的预期测量值。例如，卵圆孔直径在孕33周时为5.9mm，与Gu等报道的5.6mm高度接近。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首次为埃及人群建立了全面的胎儿心脏径线参考数据库。二次回归模型的选择与Sharland、Garcia-Otero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验证了该模型在胎儿心脏生长描述中的优越性。关键比值的稳定性反映了心脏腔室与大血管的协调发育机制，而FO/AO比值接近1的现象证实了左心流入道与流出道直径相等的理论假设。

该研究的临床意义在于：为埃及人群提供了本土化的胎儿心脏评估工具，显著提高CHD的早期识别率；建立的列线图可直接用于监测胎儿心脏重构模式，特别适用于FGR、母体糖尿病等高风险妊娠的随访；验证的关键比值为判断心脏比例失调提供了定量标准，如FO/AA比值<0.52可作为卵圆孔限制性开放的诊断依据之一。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通过系统化的二维超声心动图测量，填补了埃及人群胎儿心脏径线参考数据的空白。所建立的列线图和回归方程为临床医生提供了精准评估工具，对促进胎儿心脏异常的早期诊断和干预具有重要价值，也为后续研究不同病理状态下心脏重构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