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年问题性饮酒患者长期酒精使用障碍治疗接收的预测因素：一项基于丹麦全国登记的队列研究

本刊推荐：这项针对55-80岁问题性饮酒人群的纵向队列研究（n=13,489）首次揭示了酒精使用障碍（AUD）治疗存在的严重滞后现象——仅1.3%患者在2.9年随访期内获得专业治疗，且40%治疗延迟超12个月。研究发现医疗接触（HR=25.4）和健康受损是治疗的重要预测因子，而婚姻状况（HR=0.4）和高龄（HR=0.9）则显著降低治疗率。研究呼吁整合医疗系统与AUD服务，以解决中老年人群特有的治疗障碍。

　　

研究方法与样本设计

研究采用纵向队列设计，以2017年丹麦国民健康调查（DNHS）中CAGE-C筛查阳性的13,489名55-80岁中老年人群为基线样本，整合丹麦国家登记系统的医疗数据。通过国家酒精治疗登记系统追踪长达2.9年的治疗接收情况。为区分问题严重度，设立两个子样本：CAGE评分≥2分组（n=3,748）和符合"晨饮"标准组（n=707）。采用加权Cox回归分析和Kaplan-Meier曲线评估治疗延迟及预测因素。

治疗接收现状与时间特征

全样本中仅1.3%在随访期内获得AUD专业治疗，CAGE≥2分组和晨饮组分别升至3.9%和7.3%。时间分析显示显著延迟：全样本中仅20%患者在基线后6个月内启动治疗，40%延迟超12个月，60%超18个月。这种延迟模式在所有亚组中一致存在，表明无论问题严重程度如何，治疗介入均存在系统性滞后。

社会人口学预测因素

年龄增长显著降低治疗接收率（HR=0.92-0.94）。婚姻状态是关键保护因素——已婚/同居者治疗接收率比独居者低60%（HR=0.42）。独居生活使治疗风险提高2.47倍，失业/病假/残疾状态者风险提高3.17倍。地域和教育水平未显显著影响，但首都地区与其他地区无差异（HR=0.95）表明治疗可及性相对均衡。

医疗服务接触的关键作用

基线期与非精神科专科医生的接触使治疗接收率提高85%（HR=1.85），心理医生接触更使风险飙升6倍（HR=6.07）。任何躯体医院住院史关联3.56倍风险提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既往AUD治疗史是最强预测因子——曾接受≥2次治疗者未来治疗接收风险达36.99倍。这既反映AUD的复发性特征，也表明既往治疗体验可能促进再求助行为。

健康状态与功能限制的影响

自报躯体疾病使治疗接收率提高63%（HR=1.63），而功能限制的影响更为显著：因心理健康问题导致功能受限者风险提高2.96倍，躯体健康问题导致者提高2.42倍。痛苦感知方面，睡眠相关痛苦（HR=2.30）和疲倦相关痛苦（HR=2.17）均为强预测因子，孤独感更使风险提高3.38倍。SF-12心理健康评分每升1分风险降低4%（HR=0.96），表明主观幸福感与治疗寻求呈负相关。

酒精使用特征的矛盾发现

高风险饮酒（>10杯/周）与治疗接收呈负相关（HR=0.58），每月狂饮行为也无显著促进作用。但CAGE各项目均显示强预测力：试图减量（HR=5.08）、被他人批评（HR=6.35）、自责感（HR=8.27）和晨饮（HR=8.33）均大幅提升治疗接收可能。CAGE总分≥2分者风险提高11.2倍，证实筛查工具对治疗需求的识别效力。

亚组分析的特殊模式

在CAGE≥2分亚组中，高风险饮酒的负向关联更显著（HR=0.40），可能反映该群体对问题的否认机制。晨饮亚组呈现独特特征：退休状态使治疗风险降低69%（HR=0.31），而心理健康相关功能限制（HR=2.43）和精神科医生接触成为主要驱动因素。该群体基线特征显示更高比例的独居（54.7%）、躯体疾病（60.8%）和孤独感（51.7%），表明晨饮者存在多重健康脆弱性。

竞争风险模型的验证

考虑死亡竞争的Fine-Grey模型证实主要发现的稳健性：既往治疗史（sHR=24.54）、独居（sHR=2.43）和孤独感（sHR=3.33）保持最强预测力。躯体住院的影响略降但仍显著（sHR=3.43），而心理健康评分关联性增强（SF12_MHC的sHR=0.94）。模型验证了主要结论非因死亡竞争造成的偏误。

临床与政策意义

研究发现中老年AUD治疗存在"双重滞后"：一是治疗接收率极低（仅1.3-7.3%），二是接收时间显著延迟（中位延迟超1年）。医疗接触作为最强预测因子提示整合医疗与AUD服务的必要性——初级保健中的筛查、简短干预和转诊可能突破当前治疗瓶颈。独居和社会经济弱势群体的高风险特征呼吁针对性的外展服务，而主观健康痛苦与治疗寻求的正相关为患者教育提供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