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开放如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机制分析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针对城市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与高质量发展需求，构建制度型开放综合指标体系，基于2009-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发现：制度型开放通过创新激励、企业家精神和统一大市场三重机制显著提升GTFP，尤其在边缘城市、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数字基础设施发达区域效果显著。研究成果为新发展格局下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城市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中国持续面临资源环境压力。根据《2024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虽然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但结构性污染问题依然突出，电力、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仍是主要排放源，同时许多地区的水资源和能源承载力接近极限，区域环境瓶颈日益凸显。面对严峻的生态约束，仅靠末端治理已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将绿色转型融入经济增长的核心框架。

在此背景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作为量化绿色经济绩效的关键指标，成为衡量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据。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TFP）仅关注资本和劳动效率不同，GTFP将能源消耗作为投入，将二氧化硫、工业废水等污染物作为非期望产出，更能体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协同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的开放战略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从"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自2018年概念正式提出以来，制度型开放已迅速从理论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重点，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等多个政策文件中被反复强调。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多数研究仍集中于传统开放模式与生产率的关系，对制度型开放关注不足；另一方面，关于制度型开放如何影响GTFP的机制讨论相对匮乏，特别是缺乏对其影响路径和情境依赖性的系统考察。针对这一研究空白，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的刘艳平、谢杰和张宇等研究人员在《Sustainable Futures》上发表了题为"Urban green development: Can institutional openness enhanc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研究论文，通过构建制度型开放综合评价体系，系统考察了其对中国城市GTFP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

为开展此项研究，作者团队收集了2009-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首先，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将能源消耗作为投入指标，工业二氧化硫、废水、烟尘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其次，基于政策文本分析构建包含4个维度、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的制度型开放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进行指标合成；最后，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替换变量测量方法、样本调整等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部分，基线回归分析显示，制度型开放对GTFP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论在经过变量重新测量、样本调整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揭示了三条重要路径：创新激励效应方面，制度型开放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研发合作，显著促进了实质性创新（发明专利申请）而非策略性创新（实用新型专利）；企业家精神效应方面，制度型开放增加了新企业数量，但并未提升创业质量；统一大市场效应方面，制度型开放通过消除市场分割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发展。

异质性分析发现了有趣的空间规律：在城市层级上，制度型开放的促进效果在边缘城市比中心城市更显著，这可能与中心城市的"结构转型惯性"和"路径依赖"有关；区域分布上，东部城市受益最明显，中部城市效果不显著，西部城市甚至出现负向效应；城市类型上，非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效果远优于资源型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制度型开放对GTFP的提升作用越强，显示出明显的协同效应。

研究结论表明，制度型开放是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其通过创新激励、企业家精神和统一大市场三重机制发挥作用，但效果受到城市特征和区域条件的显著调节。这一发现不仅实证验证了制度型开放对绿色经济转型的积极作用，还为制定差异化开放政策和促进区域绿色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研究的政策意义十分突出：建议将制度型开放全面融入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制定《以制度型开放促进绿色发展的实施纲要》，设立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实施差异化区域开放政策，构建梯次式制度型开放体系；建立创新质量导向的激励机制，改革现有科技创新激励政策；完善高质量企业培育体系，建立分层企业培育机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制度型开放与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协同性。

该研究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将"制度型开放"这一更高级的开放形态与GTFP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开放政策研究注重要素流动的局限；其次，不仅验证了制度型开放对GTFP的整体提升效应，还识别了三条中介机制，特别是揭示了其对"实质性创新"和"创业质量"的差异化影响；最后，系统考察了多维度异质性效应，为实施区域差异化开放政策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经验支持。

尽管该研究在制度型开放的指标构建和机制分析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作者也指出了若干局限性：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难以全面捕捉制度型开放的多维特征；城市级数据虽然提供了有价值的宏观洞察，但更细粒度数据可能揭示更精细的机制；创新产出的测量主要依赖专利申请量，未来如有更丰富数据，可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合作机制进行更直接检验。这些局限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随着数据的不断完善，对这一重要议题的探索将更加深入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