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育龄妇女贫血知识与患病率混合方法研究:城乡差异与结构方程模型揭示的知识-行为差距

《BMC Women's Health》:Mixed-methods exploration of knowledge about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anaemia in reproductive-aged women; a two-centre study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15日 来源:BMC Women's Health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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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育龄妇女(WRA)高贫血负担问题,在加纳东部地区开展了一项解释性序列混合方法(QUANT-qual)研究。研究人员通过全血细胞计数(FBC)、半结构化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讨论(FGD)和结构方程模型(SEM),揭示了贫血患病率为25%,并存在显著城乡差异(Kade地区42.5% vs. Koforidua地区13.3%)。研究发现,尽管参与者对贫血有一定认知,但存在知识误区,且知识转化为预防行为受多重因素影响。研究强调需采用系统思维方法,制定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干预策略,这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3.1和3.2具有重要意义。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 SSA),贫血(Anaemia)是一项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而育龄妇女(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WRA)因其生理特点(如月经、妊娠)而成为高发人群。贫血,即血红蛋白(Haemoglobin, Hb)浓度低于特定阈值,会导致机体输氧能力受损,进而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在妊娠期间,贫血更与不良妊娠结局(如流产、死产、早产、低出生体重等)以及孕产妇死亡风险增加密切相关。因此,解决育龄妇女贫血问题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3.1(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3.2(消除新生儿和五岁以下儿童可预防死亡)的关键一环。
加纳等SSA国家虽已实施包括免费发放蚊帐、补充铁剂等在内的产前干预措施,但贫血患病率依然居高不下,此前在加纳东部地区的研究甚至报道了高达57.6%的患病率。除了生理、营养和感染因素外,人们对贫血的认知和理解,特别是存在的知识误区,可能深刻影响其预防行为。然而,单纯的高知识水平是否必然转化为低贫血风险?知识的不同维度(如对病因、后果、高危人群和预防策略的认识)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影响行为?为了深入探究这些问题,Acquah-Keelson等人开展了一项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发表在《BMC Women's Health》上。
为了全面评估加纳东部地区育龄妇女的贫血状况及相关知识,研究人员设计并实施了一项解释性序列混合方法研究。该研究在Koforidua(城市)和Kade(城乡结合部)两个中心进行,共招募了200名18-42岁的女性参与者。首先,研究人员采集静脉血,使用血细胞分析仪(Sysmex XN1000)检测全血细胞计数(Full Blood Count, FBC),并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标准(Hb < 11.5 g/dL)判定贫血。随后,所有参与者完成了一份半结构化问卷,用以评估其对贫血病因、后果、高危人群及预防策略的了解程度(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基于问卷分析的初步结果,研究团队进一步设计了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 FGD)指南,并组织了两次FGD(一次针对未产妇,一次针对经产妇),共23名参与者参加,以定性探索参与者的深层理解和可能存在的误解。最后,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来分析问卷数据中不同知识构念(如病因知识、后果知识、高危人群知识、预防策略知识)之间的潜在关系和作用路径。定量数据采用SPSS进行统计描述和逻辑回归分析,定性数据则进行主题分析。
研究结果
参与者的人口学特征、贫血患病率及相关因素
本研究共纳入200名育龄妇女,平均年龄28.6±5岁。总贫血患病率为25.0%(50/200),属于中度公共卫生问题。然而,数据分层后显示出显著差异:来自Kade(城乡结合部)的参与者贫血患病率高达42.5%,显著高于来自Koforidua(城市)的参与者(13.3%)。此外,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参与者贫血患病率(35.3%)也显著高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参与者(17.4%)。离婚女性的贫血患病率异常高(95.2%)。逻辑回归分析进一步确认,非高等教育程度、年龄和婚姻状况是贫血的显著预测因素。
参与者对贫血病因的认识
问卷结果显示,参与者对某些贫血病因认知较好,如认识到感染(66.0%同意)和交通事故导致失血(65.8%同意)是原因。超过半数参与者同意蔬菜摄入不足(58.0%)和贫困(52.5%)可能导致贫血。然而,也存在明显的认知不足或误区: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参与者同意素食(28.0%)、鱼类摄入不足(39.5%)或肉类摄入不足(38.5%)会导致贫血。值得注意的是,城乡比较发现,Kade地区的参与者更倾向于认为素食、交通事故和卫生条件差是贫血的原因,而Koforidua的参与者则更了解遗传性疾病的作用。
参与者对贫血高危人群的认识
绝大多数参与者(88.0%)正确认识到孕妇是贫血高危人群。超过半数的参与者也能识别出哺乳期母亲(63.0%)、青春期女性(57.0%)、婴儿(62.0%)、生育间隔短的女性(56.5%)和老年人(56.0%)为高危人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参与者更可能认识到青春期女性和老年人是高风险群体。而Kade地区的参与者则更倾向于将哺乳期母亲、婴儿和生育间隔短的女性视为高危人群。
参与者对贫血后果的认识
参与者对贫血后果,尤其是对妊娠的不良影响有较好的认识:超过80%的参与者同意贫血会损害儿童身体发育(81.0%)并导致妊娠丢失(84.4%)。超过三分之二的参与者同意贫血会损害儿童智力发育(69.5%)并导致低出生体重儿(69.8%)。75.5%的参与者认为贫血影响学生学习成绩。城乡比较显示,Koforidua的参与者在贫血损害儿童智力发育和导致低出生体重方面的认知比例显著高于Kade参与者。
参与者对贫血预防策略的认识
绝大多数参与者认同增加蔬菜摄入(85.5%)和服用铁补充剂(91.0%)是重要的预防措施。超过半数的参与者认为经常驱虫(61.5%)和使用蚊帐(75.0%)可预防贫血。然而,对于确保≥18个月的生育间隔(50.0%同意)和预防青少年怀孕(39.2%同意)作为预防策略的认同度相对较低。Kade地区的参与者对使用蚊帐、预防青少年怀孕和确保足够生育间隔等预防措施的认同度显著高于城市参与者。
贫血知识构念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知识构念间的复杂关系。模型分析表明,参与者对贫血病因的知识与其对贫血后果的知识或预防策略的知识之间均无显著直接关联。然而,对贫血高危人群的知识则显著正向关联于对预防策略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贫血后果的知识不仅显著正向关联于对高危人群的知识,还显著增强了后者与预防策略知识之间的正向关联,使回归系数(beta系数)从0.316增加至0.663。这表明,了解贫血的严重后果能强化人们对高危人群的认知,并进一步促使他们认同和采取预防措施。
焦点小组讨论的主题分析
FGD的定性分析不仅证实了问卷调查中的一些正确认知(如将营养缺乏、疟疾、失血视为病因;将食用富含铁的食物、使用蚊帐视为预防措施;认识到对母婴的不良后果),还揭示了一些重要的误区。例如,部分参与者认为“贫血只存在于病恹恹的人身上”、“丈夫带来的沮丧”或“烧柴火”会导致贫血。这些误区可能会阻碍个体对自身贫血风险的准确判断和采取积极预防行为。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混合研究方法揭示,加纳东部地区育龄妇女的贫血总体患病率为25%,但存在显著的城乡和社会经济差异,强调了对贫血数据进行分层分析的重要性,以避免整体数据掩盖局部严峻问题。研究发现,参与者对贫血虽有一定认知,但这些知识并不全面,且存在误区。尤为关键的是,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单纯了解贫血病因并不直接导向对后果的认知或预防行为的采纳;而对贫血严重后果的认知,是连接“识别高危人群”与“采取预防措施”之间的重要桥梁,起着关键的调节作用。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超越了简单地描述知识水平与患病率的关系,而是深入剖析了知识内部各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指出,传统的、侧重于单向知识传递的健康教育可能不足以有效应对贫血问题。必须采用系统思维(Systems Thinking)方法,设计综合干预策略。这些策略应包含但不限于:由医疗卫生部门、营养师、社会科学家和社区代表组成的工作组,共同开发文化适宜的教育材料,将其纳入孕前保健项目;同时,需要关注影响知识转化为行为的社会经济因素(如购买力)、烹饪方式等。通过这种多层面、多角度的综合干预,才能更有效地消除知识误区,缩小知识-行为差距,最终降低育龄妇女的贫血负担,为改善母婴健康、迈向SDG 3.1和3.2目标提供切实的地方性证据和行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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