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托儿服务”如何能够促进“极大的幸福感”？一项通过能力方法视角研究广西地区0至3岁婴幼儿包容性托儿服务的研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How can “small childcare” support “great happiness”? A study on inclusive childcare services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aged 0–3 in Guangxi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普惠托育服务在广西的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可行能力理论，采用混合方法分析发现：当前存在资源分配不均、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家庭经济能力有限及协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通过精准财政补贴、多元化服务供给、强化政企社协同治理等策略可有效提升家庭育儿能力。

　　### 广西0–3岁婴幼儿普惠托育服务的现状与挑战

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生育率的下降已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议题。为应对这一挑战，政府自2016年起全面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并在2021年进一步放宽至“三孩”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旨在通过鼓励生育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同时也试图推动社会公平与家庭福祉的提升。然而，尽管政策目标明确，其实际执行过程中却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托育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托育服务作为实现“三孩”政策的重要支撑，其质量、覆盖范围以及服务的可及性直接关系到政策效果的实现。广西作为中国唯一的沿海、沿边、沿河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其托育服务的发展不仅关乎本地家庭的福祉，还可能对其他类似地区产生示范效应。

在广西，0–3岁婴幼儿的数量庞大，但当前托育服务的普及率仍然偏低。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底，广西每千人拥有3.38个托育机构，总量达到477万个，但整体入托率仅为7.86%。这一数据表明，尽管托育服务的供给数量有所增加，但与家庭的实际需求相比仍显不足。同时，托育服务的分布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性，尤其是在城乡之间、不同经济水平的社区之间，资源分配的差距仍然明显。这种不均衡不仅影响了家庭的托育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策目标的实现。

### 广西托育服务的现状分析

广西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其托育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的“代际照顾”模式逐渐失效，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寻求现代托育服务的支持。另一方面，托育服务的供给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如资源分布不均、服务供给能力有限、政策执行机制不完善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家庭在托育选择上的困境，以及托育服务在满足家庭需求方面存在不足。

问卷调查显示，广西0–3岁婴幼儿家庭在托育方面的支出普遍较高，其中超过43%的家庭年支出在2万至5万元之间，26%的家庭年支出在1万至2万元之间，而16%的家庭年支出超过5万元。这表明，托育服务的成本已经成为许多家庭选择托育服务的重要障碍。此外，托育服务的供需矛盾也日益突出，许多家庭因托育机构数量不足、位置偏远或服务时间不匹配而难以获得满意的托育方案。

在托育服务的类型方面，家庭普遍更倾向于选择全托服务，因为这能够更好地满足其工作与育儿之间的协调需求。超过73%的家庭选择全托服务，13%选择半天托育，8%选择临时托育，5%选择按小时计费的托育服务。这反映出家庭对托育服务的灵活性和可及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揭示了托育服务在满足不同家庭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托育服务的供需矛盾与家庭困境

托育服务的供需矛盾不仅体现在数量和分布上，还体现在服务质量和家庭信任度方面。许多家庭对托育机构的安全性和专业性存在疑虑，尤其是在非正规或新设立的托育机构中，这种不信任感更为明显。调查显示，超过70%的家庭表示，如果托育机构能够提供更安全、更专业的服务，他们更愿意将孩子送入托育机构。然而，当前托育机构在师资力量、服务标准、管理规范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导致家庭对托育服务的信任度不高。

此外，托育服务的定价问题也引发了家庭的不满。超过55%的家庭认为托育费用偏高，且与当地经济水平不匹配。尽管政府推行了普惠托育政策，但许多家庭仍然感到托育服务的价格过高，难以负担。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托育服务的普及率更低，家庭的经济负担更重。因此，托育服务的定价机制需要进一步优化，以确保其真正实现普惠性。

### 托育服务的政策挑战与改进路径

在政策层面，广西的托育服务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政策协调不足导致了治理结构的碎片化。托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需要与多个部门合作，包括卫生、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然而，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晰，导致托育机构在申请资质、人员管理、卫生安全等方面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其次，基层政策执行能力较弱，许多社区和乡镇缺乏专业的托育管理人员，导致托育服务的推广和实施存在困难。最后，缺乏统一的信息平台和服务指导机制，使得家庭在选择托育服务时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难以获取全面、准确的服务信息。

为解决这些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优化建议。首先，应建立以家庭托育能力为核心的政策支持机制，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和精准补贴，减轻低收入家庭的托育负担，特别是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其次，应优化托育服务的定价体系，根据城乡经济差异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同时加强服务质量监督，确保托育服务的标准化和透明化。此外，应推动托育服务的多元化发展，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托育服务体系，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例如，可以在城市地区推广“托育+早教”一体化服务，而在农村地区则注重基础安全和教育服务的普及。

### 托育服务的未来发展与社会意义

托育服务的完善不仅有助于缓解家庭的育儿压力，还对社会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托育服务的普及能够促进女性劳动力的参与，提升家庭的经济能力和社会流动性。其次，高质量的托育服务能够为婴幼儿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促进其认知、情感和社会能力的发展，从而为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此外，托育服务的优化还有助于推动社会公平，缩小城乡之间、不同家庭之间的育儿差距，提升整体社会福祉。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包括跨区域比较分析，以探索不同地区在托育服务实施中的异同点，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广泛的参考。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托育服务的供需情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有助于识别政策实施中的瓶颈和问题。此外，可以进一步探讨托育服务如何影响家庭的多维能力，包括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从而丰富托育服务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

###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广西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资源分配不均、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家庭信任度低以及政策执行机制不完善等。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托育服务的普及和质量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未来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优化托育服务的供给结构，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家庭的托育能力，从而实现托育服务的普惠化和高质量发展。

首先，应加强政策协调，建立统一的托育服务治理机制，确保各部门在托育服务的实施过程中形成合力。其次，应加大对托育机构的财政支持，特别是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提供租金减免、水电优惠等措施，降低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提高其服务能力和可持续性。第三，应优化托育服务的定价体系，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制定差异化的收费标准，同时加强服务质量监督，确保托育服务的标准化和透明化。第四，应推动托育服务的多元化发展，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托育服务体系，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例如，可以在城市地区推广“托育+早教”一体化服务，而在农村地区则注重基础安全和教育服务的普及。

最后，应加强政策宣传和信息透明度，利用多种渠道向家庭传递托育服务的信息，提升其认知和选择能力。同时，托育服务的实施应注重与当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结合，特别是在多民族地区，托育服务应融入地方文化元素，如壮族的语言教育和传统手工艺，以促进婴幼儿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合。通过这些措施，广西的托育服务将能够更好地满足家庭需求，推动社会公平和家庭福祉的提升，为实现“三孩”政策的目标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