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匮乏的影响不容忽视:一种揭示老龄化焦虑与医疗利用之间作用机制的新框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Healthcare deprivation matters: a novel framework to unveil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aging anxiety and healthcare utilization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15日 来源: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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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化焦虑对医疗利用的影响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基于2021年中国一般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揭示老龄化焦虑通过医疗资源可及性焦虑、经济负担焦虑等中介路径显著增加医疗利用频率(β=0.110),且在低教育水平、农村家庭及年轻群体中效应更突出。研究建议构建医疗保险优化、初级卫生保健强化、健康素养提升和家庭社区协同支持的多维干预体系。

  本研究探讨了“年龄焦虑”对个体医疗资源使用的影响及其背后复杂的心理社会机制。随着全球平均寿命的显著提升,从1950年的46.5岁增加到2024年的73.2岁,并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75岁,这一趋势使得老龄化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年龄焦虑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还反映了社会对医疗资源不足的结构性担忧。在中国,由于老龄化速度加快,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亿,占全国人口的约15.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亿,这一庞大的老年群体对医疗资源的依赖性显著增加,同时也带来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压力。

年龄焦虑通常被定义为个体对衰老及其潜在负面后果的担忧和恐惧,这种焦虑不仅受到生理变化的影响,还深受文化观念和社会环境的塑造。在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将老年与身体机能衰退、孤独感、社会边缘化等负面意象相联系,这些观念在个体生命历程中不断内化,导致对衰老的焦虑感加剧。此外,年龄焦虑还涉及个体对健康状况恶化的担忧、对失去自主权的恐惧以及对经济负担的忧虑,这些心理因素直接影响了个体对医疗资源的使用频率和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年龄焦虑并非仅限于老年人,它在中年人群中尤为显著,甚至成为影响整个生命周期医疗行为的重要心理变量。

医疗资源使用是衡量健康系统响应能力和社会福祉水平的重要指标。已有研究表明,年龄焦虑与身体健康状况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自我感知的健康状况则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年龄焦虑可能促使个体更频繁地寻求医疗服务,以应对潜在的健康风险,或者也可能导致过度焦虑,从而影响其对医疗行为的判断。在老龄化背景下,深入理解年龄焦虑如何影响医疗资源使用,不仅有助于评估个体健康需求的合理性,也对制定可持续的健康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采用了基于大规模数据的双机器学习(DML)方法,以建立因果推断模型。这种方法相较于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能够有效处理高维混杂因素并减少模型设定偏差,从而更准确地估计年龄焦虑对医疗资源使用的因果效应。研究通过随机森林算法估计年龄焦虑对医疗使用的影响边际效应,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模型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此外,研究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探索不同社会人口特征和健康状况群体中,年龄焦虑对医疗使用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焦虑对医疗资源使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110,t = 4.895)。这种影响通过多个中介路径实现,包括对医疗资源可及性的焦虑(β = 0.344,t = 16.904)、对医疗费用负担的焦虑(β = 0.384,t = 19.845)、身体机能衰退(β = 0.160,t = 7.286)、心理悲观(β = 0.175,t = 7.819)、睡眠障碍(β = 0.104,t = 6.124)以及自我效能感的丧失(β = 0.160,t = 5.595)。这些中介变量共同作用,使年龄焦虑转化为对医疗资源的更高需求。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群体中年龄焦虑对医疗使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反映了医疗需求和焦虑反应在不同社会人口背景下的变化。

研究还发现,年龄焦虑对医疗资源使用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例如,Z世代(即90后、00后)表现出比婴儿潮一代(即60后)更强的反应性,这可能与年轻一代对未来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担忧、对长期医疗资源积累能力的不自信以及对延迟健康投资可能带来的高昂治疗费用的恐惧有关。此外,低教育水平和农村家庭群体在年龄焦虑驱动下的医疗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高教育水平和城市家庭群体,这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对健康信息的获取能力有关。而缺乏子女的个体在医疗使用上表现出较低的反应性,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责任的缺失削弱了他们对健康问题的应对动力。相比之下,拥有医疗保险的个体在年龄焦虑驱动下的医疗使用频率较低,这表明保险在缓解年龄焦虑方面发挥了缓冲作用,减少了因经济负担而产生的医疗需求。

从政策角度来看,年龄焦虑不仅影响个体的健康行为,还对社会整体的医疗资源分配和健康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应对体系,包括加强医疗保险的保障功能,扩大门诊报销范围,优化跨地区结算机制,以降低经济负担。同时,应推进基层医疗服务的建设,提高社区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并通过健康教育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增强其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认知和管理能力。此外,建立家庭与社区之间的支持网络,鼓励子女参与父母的健康管理,为无子女的个体提供社区互助养老模式,也有助于缓解年龄焦虑带来的心理压力。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受限于现有数据的结构,年龄焦虑和医疗资源剥夺等核心变量的测量仍有提升空间。其次,研究主要基于横断面数据,无法充分揭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因果时间顺序,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纵向调查或实验研究,以更深入地理解年龄焦虑如何随时间演变并影响医疗行为。此外,研究未充分考虑地域性医疗基础设施、数字健康工具的普及程度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的差异,这些因素可能进一步影响个体对医疗资源的使用频率和方式。

总体而言,年龄焦虑作为一种心理社会现象,不仅影响个体的健康行为,还对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使用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在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时,政策设计应注重心理社会因素与制度框架的协同作用,以促进公平、包容的医疗资源使用,并推动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目标。通过多维度的干预措施,可以有效缓解与医疗资源短缺相关的焦虑,为实现健康老龄化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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