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的ADHD支持策略研究:小学教师奖励与后果策略偏好分析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Special and Inclusive Education》:Reward and Consequence Strategies in ADHD Support: A Discrete Choice Model Analysis of Primary Teachers’ Preferences and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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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15日
来源:Australasian Journal of Special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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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推荐:为解决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课堂支持策略选择难题,研究团队通过陈述偏好实验(SPE)和离散选择模型(DCM)分析希腊小学教师对奖励与后果策略的偏好。结果表明教师普遍倾向采用言语表扬(verbal praise)和无形奖励(intangible rewards)等积极强化策略,而女性教师、高学历者及特殊教育(SE)培训背景者更重视信息性后果。该研究为针对性教师培训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当今教育环境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已成为影响学龄儿童学习与发展的重要神经发育障碍。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的定义,ADHD主要表现为持续性注意力不集中和/或多动-冲动症状,这些核心特征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还常常导致社交困难、低自尊等挑战。研究表明,ADHD学生的学业成绩普遍低于同龄人,更容易出现缺勤、留级甚至辍学等问题。尽管药物治疗可以缓解部分症状,但单靠药物远远不够,需要结合行为管理和教育策略才能实现有效支持。
在这一背景下,教师成为实施包容性教育实践的关键角色。然而,教师在面对ADHD学生时究竟倾向于选择哪些支持策略?他们的选择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这些问题至今缺乏系统研究。传统问卷调查方法容易受到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难以捕捉教师真实的决策过程。为此,发表于《Australasian Journal of Special and Inclusive Education》的一项创新研究采用了陈述偏好实验(SPE)和离散选择模型(DCM)这一经济学领域的先进方法,深入探究了小学教师对ADHD支持策略的偏好模式。
研究团队通过正交实验设计生成27个选择场景,每个场景包含两个替代方案和一个中性选项。430名希腊小学教师(包括350名普通教育教师和80名特殊教育教师)完成了2,948张选择卡的数据收集。通过替代特定条件Logit模型分析,研究人员系统评估了教师对五类行为管理属性的偏好:言语表扬、对不良行为的反应、特权剥夺、积分系统和有形与无形奖励。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基于正交设计的陈述偏好实验(SPE)构建27个选择场景;通过在线问卷收集430名希腊小学教师的2,948个选择决策;使用替代特定条件Logit模型进行离散选择模型(DCM)分析;按性别、学历和特殊教育培训背景进行分段分析。
男性教师和女性教师都高度认可对达成目标的学生给予言语奖励(bv_awards=1.49,p<0.01;bv_awards=1.71,p<0.01)。在面对不良行为时,两性都明确反对斥责学生,而是倾向于非反应性策略或告知可能后果。女性教师更可能警告学生继续不良行为会有后果(bwarning=0.25,p=0.05)。在物质奖励方面,女性教师更倾向于使用积分奖励系统(bpoint_sys=0.46,p<0.01)和提供有形奖励(btangible=0.33,p<0.01),而两性都强烈偏好无形奖励(bintangible=0.88,p<0.01;bintangible=1.35,p<0.01)。
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更可能告知学生行为后果(bwarning=0.31,p=0.04),而仅拥有学士学位的教师则倾向于不作出反应。两组教师都强烈反对特权剥夺策略(p<0.01),并支持使用积分奖励系统(p<0.01)。高学历教师更可能提供有形奖励(btangible=0.29,p=0.04),而两组都高度认可无形奖励(p<0.01)。
接受过特殊教育(SE)培训的教师更倾向于告知学生行为后果(bwarning=0.31,p=0.03),而未受训教师没有表现出明显倾向(bwarning=0.00,p=0.99)。两组教师都反对特权剥夺策略(p<0.01),但支持积分奖励系统(p<0.01)。特殊教育受训教师更可能提供有形奖励(btangible=0.27,p=0.04),而两组都强烈偏好无形奖励(p<0.01)。
研究结论表明,教师普遍倾向于使用积极强化策略,特别是言语表扬和无形奖励(如代币经济),而对斥责和特权剥夺等惩罚性措施持谨慎态度。这种偏好模式在不同教师群体中表现一致,但偏好强度存在差异:女性教师、高学历教师和特殊教育受训教师对信息性后果和有形奖励赋予更高效用值。这一发现强调了专业培训和教育背景对教师策略选择的重要影响。
讨论部分指出,教师对积极强化策略的一致偏好与研究发现相吻合,即高正面反馈和低负面反馈的教师能更有效地与有情绪或行为困难的学生建立长期互动关系。相反,斥责可能引发逃避行为和攻击性,且难以产生持久的行为改变。无形奖励(如代币系统)被广泛认可的原因可能在于其能促进学生的认知参与和提高学业成果质量。
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将离散选择模型(DCM)应用于探究教师对ADHD支持策略的偏好,克服了传统自报告工具的局限性。通过模拟真实决策场景,研究捕捉到了教师在实际课堂环境中可能做出的选择,而非他们理想中认为应该做出的选择。这为设计符合教师实际需求的专业发展项目提供了重要依据。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样本中女性教师比例过高,可能使结果偏向女性偏好的策略;研究仅聚焦于有限的言语和物质支持技术,未涉及同伴干预、自我监测等其他有效策略;未考虑学校资源、班级规模等情境因素的影响;缺乏与学生实际成果的关联分析。
未来研究应招募更平衡的教师样本,扩展离散选择框架以包含更广泛的干预措施,并通过纵向实验设计观察教师实际应用策略的情况及其对学生成果的影响。此外,纳入教师年龄、教学经验、压力水平、自我效能感等更多特征变量,将有助于更全面理解影响教师策略选择的因素。
总之,这项研究为理解教师对ADHD支持策略的决策过程提供了新颖视角,为开发既符合教育理论又切合实践需求的干预方案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将教师偏好与实证有效的策略相结合,有望显著改善ADHD学生的课堂体验和学习成果,推动包容性教育向更科学、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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