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多尺度转型管理?来自挪威港口行业四个转型领域的见解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Towards multi-scalar transition management? Insights from four transition arenas in Norway’s port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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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15日
来源: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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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与国家层面过渡论坛的差异及多尺度治理建议,基于挪威港口四案例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家论坛因参与者构成、流程顺序及过程促进不足导致产出笼统,提出通过地方-国家论坛联动、优化流程设计、强化参与者赋能等机制实现多尺度协同转型。
在当今社会,随着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转型、货物运输量增加、地缘政治紧张、公共资金获取难度加大、数字化与自动化技术发展以及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等对港口行业的影响日益显著,转型管理作为一种治理模型,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港口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然而,尽管转型管理在组织、地方、区域和国家等多个层面得到了应用,但其方法论在处理“规模”这一关键问题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本文通过分析挪威港口行业中的四个转型场域——三个位于地方层面,一个处于国家层面——探讨了地方与国家层面转型场域之间的差异,并提出了如何将这些差异融入转型管理方法论的思路。这一研究不仅为挪威港口行业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更广泛的转型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挪威港口行业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系统,它连接着不同的运输方式、价值链、市场和政策领域,因此在推动运输系统可持续转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每个港口都具有独特的社会技术背景,包括其特定的参与者、活动和可持续性挑战。因此,实现港口行业的可持续性潜力,需要同时解决单个港口面临的挑战以及整个行业层面的问题。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强调通过管理和技术手段提升港口的可持续性,但港口行业也有可能成为系统性变革的驱动力。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设定明确的发展方向,这正是转型管理所关注的核心。
转型管理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框架,旨在通过多层面、多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引导社会技术系统的转型。其基本假设是,社会变革是由各种不同的私人和公共行动者共同推动的,这些行动者代表不同的利益,并且往往难以或不愿意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基于这一假设,转型管理试图为原本无序的变革过程引入方向性。自2000年代初以来,研究者们在不同尺度上开展了转型管理实践,包括组织层面(如Loorbach和Wijsman, 2013;Loorbach和Rotmans, 2010)、地方和区域层面(如Bosman等人, 2018;Frantzeskaki等人, 2017;H?lscher和Wittmayer, 2018;Loorbach和Rotmans, 2010),以及国家层面(如Heiskanen等人, 2009;Kern和Howlett, 2009;Hyysalo等人, 2019;L?hteenoja等人, 2023)。尽管转型管理已被应用于不同尺度,但转型动态往往是多尺度的,甚至跨地域的(如Loorbach等人, 2020;Matschoss等人, 2020;Mi?rner和Binz, 2021)。因此,成功的转型不仅需要在不同尺度上发生,还需要在不同地理位置之间形成联动。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转型管理如何应对这些多尺度的动态?特别是在其对“尺度”这一概念的处理上较为松散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其在多尺度转型中的效能?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挪威港口行业的四个转型场域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三个地方层面的场域和一个国家层面的场域。这是少数几项在相同行业中进行多场域研究的案例之一,因此为重新思考和进一步发展转型管理方法论提供了独特的契机。文章的结构如下:首先,介绍挪威港口行业的可持续性潜力与挑战;接着,引入转型管理的概念,讨论其在场域中涉及的尺度、代理和权力问题;随后,描述四个场域的设立过程;最后,通过分析四个场域的成果,提出三种部分但相互关联的解释,说明为什么地方与国家层面的场域产出存在差异,并据此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以推动多尺度的转型管理。
在挪威港口行业中,地方层面的转型场域表现出更强的针对性和具体性。这些场域通常聚焦于特定的可持续性挑战,例如如何优化港口区域的利用,或者如何引入替代能源。通过与地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这些场域能够形成明确的问题框架、共同的愿景以及具体的行动计划。而在国家层面的场域中,由于涉及更广泛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其产出则相对更为抽象和泛化。国家层面的场域参与者往往难以就具体的措施达成一致,同时也缺乏明确的责任归属。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几个方面:首先,场域的组成;其次,场域的安排顺序;最后,过程的引导方式。
场域的组成是影响产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地方层面,参与者通常包括那些已经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进展的先锋者,如港口组织、技术供应商、能源公司和工业参与者。他们能够带来具体的实践经验和解决方案,使得场域能够围绕明确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制定可行的行动方案。然而,在国家层面,由于涉及的政策领域更为广泛,参与者往往更倾向于讨论宏观层面的问题,而非具体实施层面的挑战。此外,国家层面的场域缺乏明确的组织者或主导者,这使得参与者在制定具体措施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一些关键的政府机构,如交通部、贸易和工业部以及气候和环境部,未能参与国家层面的场域,这进一步削弱了场域的行动力和影响力。
场域的安排顺序也对产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地方层面,场域的流程通常较为紧凑,参与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问题框架的建立、愿景的形成以及路径的识别。而在国家层面,由于问题更为复杂,场域的流程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讨论。特别是在制定具体措施和责任分配时,参与者需要更多的协调和合作,而这种协调在国家层面显得尤为困难。此外,场域的安排顺序也影响了讨论的连贯性。在地方层面,场域的各个阶段之间往往能够自然衔接,而在国家层面,由于问题的抽象性和广泛性,场域的讨论常常需要在不同的阶段之间跳跃,导致讨论的不连贯性和产出的模糊性。
场域的引导方式同样是影响产出的关键因素。在地方层面,场域的引导者能够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协调,确保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从而推动具体的行动方案。而在国家层面,由于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较为复杂,场域的引导者需要在保持中立的同时,也能够激发参与者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然而,国家层面的场域中,参与者往往更倾向于依赖外部的组织或机构来推动变革,而不是自身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种依赖关系可能源于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或者是对变革过程的不理解。
为了改善国家层面的转型场域,本文提出了三个初步的建议。首先,场域的参与者应更加多样化,包括那些具有创新和变革能力的组织或个人,以及那些在现有制度框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参与者。其次,场域的流程应更加注重连贯性,确保每个阶段的成果能够自然地过渡到下一阶段。第三,场域的引导者应更加灵活,能够在保持中立的同时,也能够激发参与者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这些建议旨在提升转型管理在多尺度背景下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更好地应对复杂的转型挑战。
综上所述,挪威港口行业的转型管理实践表明,地方与国家层面的场域在产出和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层面的场域能够形成具体的解决方案,而国家层面的场域则往往缺乏明确的行动路径和责任分配。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不同尺度下的治理特点,也揭示了转型管理方法论在处理多尺度问题时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建议在未来的转型管理实践中,更加注重场域之间的联动,通过引入地方层面的参与者和经验,为国家层面的转型场域提供更具体的指导和支持。这种多尺度的转型管理不仅能够增强转型的连贯性和有效性,也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中的变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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