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共创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一项跨文化研究,探讨环境认知观念与效能信念如何影响个人及集体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意愿
《Futures》:Acting together for a positive future: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how environmental cognitive alternatives and efficacy beliefs contribute to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biodiversity-conservation 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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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15日
来源:Futures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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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集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为意图的影响因素研究。整合计划行为理论(TPB)与社会身份理论,新增“感知未来能力”和“集体效能信念”两个维度,通过跨国比较(法、德、中、美)的实证分析发现,未来想象与效能信念显著预测个人及集体行为意图,且文化差异影响其作用路径。研究强调环境认知替代与集体效能对行为转变的双重驱动作用,为跨文化环保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在当今社会,如何激励个人和集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生物多样性丧失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动植物物种消失,构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不仅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康与韧性,还威胁着人类的福祉。这一问题的影响范围广泛,从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服务,到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因此,理解并促进公众在这一问题上的参与,是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
面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挑战,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个体的决策过程,特别是他们如何感知未来的环境状况,以及这种感知如何影响其行为意图。近年来,有关气候变化行为改变的研究逐渐揭示,个体对未来的看法,尤其是他们能否设想一个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未来,成为行为改变的重要因素。这一发现启发了新的研究方向,即探索这种对未来愿景的感知是否同样适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背景下。
在这一研究中,我们构建了一个扩展模型,将原有的理论计划行为(TPB)与社会认同理论相结合,并引入了两个新的心理维度:对未来积极环境情景的想象能力和对行为与社会改变有效性的信念。这两个维度被认为是集体应对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收集来自法国、德国、中国和美国的2000份数据,进行了一项探索性的相关性研究,以验证这些心理维度对个人和集体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图的影响。
研究中使用的问卷涵盖了社会认同、问题意识、TPB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以及两个新的维度(环境认知替代和效能信念)。问卷的结构经过精心设计,确保了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此外,为了提高研究的跨文化有效性,我们选择了这四个国家,基于它们在文化距离上的相似性,同时也考虑到这些国家在环境政策和公众意识上的代表性。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在线调查的方式,由国际市场研究机构IPSOS Observer进行。问卷翻译采用了双盲翻译方法,以确保语言的准确性和文化适应性。调查时间跨度为2022年9月至11月,参与者大约需要15分钟完成问卷。这一方法不仅保证了数据的代表性,也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广泛适用性。
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对未来积极环境情景的想象能力以及他们对行为与社会改变有效性的信念,与个人和集体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图存在显著关联。这与以往关于环境行为改变的研究相呼应,即个体对未来情景的想象是推动环境行动的重要因素。然而,研究也指出,这些影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所差异。例如,在美国,这些变量与行为意图的关联更为显著,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如中国,态度与行为意图之间的联系更为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认同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子,特别是在集体层面的保护意图上。这表明,当个体感受到自己属于一个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社会群体时,他们更有可能采取行动。此外,研究还发现,当个体对未来情景的想象和效能信念被纳入模型后,描述性社会规范的预测作用有所减弱。这可能意味着,当个体感受到自己有能力影响环境未来时,他们对社会规范的依赖程度降低。
研究还探讨了问题意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用。在一些国家,问题意识与个人意图呈正相关,而在另一些国家,问题意识与集体意图呈负相关。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不同认知和应对方式。例如,在某些文化中,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将环境问题视为集体责任,而在另一些文化中,问题意识可能被看作是个人责任的一部分。
研究中也指出了若干局限性。首先,对感知行为控制的测量仅使用了两个项目,这可能影响了跨文化效度。其次,研究中未能充分测量样本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学特征,这可能影响对结果的全面理解。此外,研究结果主要基于行为意图,而非实际行为,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验证这些意图是否能够转化为实际的环保行动。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为的动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从理论角度来看,它表明了个体对未来环境情景的想象和效能信念在推动环境行为中的关键作用。从实践角度来看,它强调了在环境教育和宣传中,应更多地关注如何提升公众对未来可持续社会的想象力和对自身行为影响力的信念。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或许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个人和集体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行动,从而推动社会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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