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日常活动积累模式与抑郁症状：一种潜在特征分析方法

《Frontiers in Psychology》：Daily activity accumulation pattern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s: a latent profile approach

青少年活动模式与抑郁症状关联性研究采用加速度计和CES-D量表，通过潜类别分析法识别三类活动模式：持续久坐者（28.6%）、久坐者（43.0%）及活动者（28.4%）。调整年龄、性别、家庭经济等混杂因素后，活动者抑郁症状评分最低（β=-3.6），久坐者次之（β=-2.3）。结论表明减少≥30分钟久坐并增加轻体力活动（LPA）可缓解抑郁症状。

　　本研究聚焦于青少年日常活动积累模式，特别是体力活动（PA）和久坐行为（SED）的持续时间和频率，并探讨这些模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研究团队从中国武汉和长沙的三所中学中招募了521名年龄在13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通过加速度计进行客观测量，结合中心流行病学抑郁量表（CES-D）评估抑郁症状，最终利用潜类分析方法（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识别出三种不同的活动模式：长期久坐者（Prolonged Sitters）、久坐者（Sitters）和活动者（Movers）。研究发现，活动者表现出最低的抑郁症状评分，其次是久坐者，而长期久坐者则与较高的抑郁风险相关。这一发现表明，通过减少久坐时间并增加轻度体力活动，可能对青少年的抑郁症状起到缓解作用。研究还指出，虽然活动模式对心理健康有一定影响，但总体久坐时间和轻度体力活动的水平可能是更关键的预测因素。

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健康发展的关键阶段，抑郁症状的高发率不仅影响个体的情绪状态，还可能对成年后的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全球约有4600万名青少年受到抑郁的影响，这一数字较1990年增长了21.67%。在中国，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发生率从早年（约7.4%）上升至晚期（约25%），显示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种趋势与青少年时期普遍存在的久坐行为和低体力活动水平密切相关。在中国，许多青少年每天的久坐时间超过2小时，而仅有不到14%的青少年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每日至少60分钟中等至剧烈体力活动的标准。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活动模式的单一性，也提示了改善活动模式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本研究采用潜类分析方法，这是一种基于数据驱动、以个体为中心的统计技术，能够识别出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与传统的变量中心方法不同，潜类分析关注的是个体在活动模式上的异质性，而非简单的变量间关系。这种方法在识别青少年活动模式时具有显著优势，因为它可以捕捉到不同行为模式之间的细微差异，并为制定个性化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例如，研究发现，长期久坐者（Prolonged Sitters）表现出最长时间和最高频率的久坐行为，而活动者（Movers）则显示出最频繁和最长的体力活动时间，同时久坐时间较短。这种模式的差异不仅影响了青少年的生理健康，还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

通过分析不同活动模式与抑郁症状的关系，研究团队发现，活动者与久坐者相比，抑郁症状明显降低。这一结果可能与他们的活动模式有关。首先，活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更频繁地中断久坐行为，这有助于降低久坐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他们的体力活动水平较高，尤其是轻度体力活动的参与频率和持续时间，这可能对心血管健康和炎症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心理健康。然而，研究还发现，当将总体久坐时间、总体轻度体力活动时间和总体中等至剧烈体力活动时间作为协变量进行调整后，活动模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不再显著。这表明，尽管活动模式对心理健康有一定影响，但其作用可能更多地通过总体活动水平的改变来体现，而非特定的时间分布特征。

此外，研究团队指出，尽管活动模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一定影响，但总体久坐时间和轻度体力活动水平可能是更根本的预测因素。在中国，由于学术压力大，青少年普遍长时间处于久坐状态，这种“强制久坐”可能伴随着较高的心理压力。因此，减少总体久坐时间的干预措施，无论是否通过增加轻度体力活动来实现，都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研究还强调，活动模式的干预策略需要根据群体特征进行调整。例如，针对长期久坐者，应重点减少其持续久坐的时间；针对久坐者，应鼓励他们减少15至29分钟的久坐时间并逐步增加体力活动；而对于活动者，则应维护和强化其已有的积极活动模式。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活动模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采用纵向或干预研究设计，以更全面地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双向关系。其次，研究仅使用了加速度计进行客观测量，而未纳入自我报告的数据来描述具体的活动类型和情境。这种局限性可能导致对活动模式的解释不够全面，未来研究应结合自我报告和客观测量方法，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第三，研究样本仅来自中国武汉和长沙的三所中学，地理范围有限，无法代表全国范围内的青少年群体。因此，未来研究应扩展样本范围，包括更多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青少年，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最后，研究未将体重指数（BMI）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而BMI已被证明与体力活动模式和心理健康结果密切相关，因此未来研究应考虑加入BMI和其他相关变量，以更全面地控制潜在的混杂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潜类分析方法，揭示了青少年日常活动模式的多样性，并探讨了这些模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减少久坐时间和增加轻度体力活动可能是缓解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键因素。然而，活动模式的干预策略需要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实现最佳效果。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总体活动水平的重要性，指出在设计干预措施时，应优先考虑减少总体久坐时间和增加总体体力活动水平，而非仅仅关注活动模式的调整。这些发现为制定针对青少年的个性化心理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活动模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结合更多元化的数据来源，以提高研究的全面性和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