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微观层面证据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对居民主观幸福感（SWB）的影响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健康水平（56.4%间接效应）、优化生活质量（35.6%）、改善环境质量（2.0%）和增强政府效能（32.6%）五个路径显著促进SWB，且对中青年（H6a）、高教育群体（H6b）和高频使用者（H6c）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建议通过数字基建优化、分层干预机制和动态评估体系，最大化数字经济的社会福利效应。

　　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探索社会变迁对个人福祉的影响，尤其是数字经济发展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不仅反映了个体对生活状态的整体认知和情感体验，还体现了其心理适应能力和社会参与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演进，幸福感逐渐被视为人类努力的最终目标，而个体的福祉已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满足，更扩展至主观上的满意与情感上的愉悦。因此，理解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及其背后的机制，对于提升社会整体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正处于数字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实施的“数字中国”战略推动了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催生了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根据相关数据，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从2016年的22.6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53.9万亿元，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尽管数字经济在经济、生活和社会服务等领域展现出强大的支撑作用，但其对主观幸福感的系统性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数字工具（如互联网或手机使用）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而忽略了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对居民福祉的综合效应。此外，大多数研究基于静态或单一时期的横截面数据，难以揭示主观幸福感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征，且缺乏对异质性效应的深入分析，限制了对数字经济如何在不同群体中发挥作用的理解。

为弥补这些研究空白，本研究整合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8、2020和2022三年的面板数据，与区域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标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动态面板模型，以应对个体异质性和内生性问题。通过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本研究不仅提升了因果推断的准确性，还为优化数字治理和提升社会福祉提供了实证依据。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在方法论、变量测量、机制分析和异质性研究四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通过引入区域发展差异作为控制变量，更全面地控制内生性；其次，构建了涵盖数字设备使用、数字应用、数字依赖、信息获取和数字生活环境的多维个体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第三，验证了数字经济通过经济改善、健康提升、生活质量升级、环境优化和治理效率提高五条路径对幸福感的影响；第四，深入探讨了不同群体的异质性效应，揭示了数字福利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依据。

在理论框架方面，本研究结合了“能力方法”和“数字鸿沟理论”作为分析基础。能力方法强调个体实现“有价值功能”的能力，而数字鸿沟理论则关注数字技术在不同群体中的可及性差异。通过这两者，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如何通过提升个体的经济能力、健康水平、生活质量和环境治理，促进其幸福感的提升。同时，也指出了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老年群体和低教育水平人群的限制，这些因素可能削弱数字技术对幸福感的提升效果。

研究假设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多种路径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例如，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差距，增强经济能力；通过提升数字健康素养和改善医疗资源获取，提高健康水平；通过提供便捷、多样的服务，提升生活质量；通过智能治理和绿色生活方式，优化环境质量；以及通过提升政府效率和公众对数字治理的信任，增强社会整体的幸福感。此外，研究还预测，数字经济发展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中年群体（30–59岁）的幸福感提升幅度大于青少年（<30岁）和老年人（>60岁）；高教育水平人群（大学及以上）比低教育水平人群（初中及以下）更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高频率使用数字技术的人群比低频率使用者更能从中获益。

在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方面，本研究采用了多维度的测量方法，确保变量之间的关系能够被准确捕捉。核心解释变量是“个体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包括数字设备使用、数字应用、数字依赖、信息获取和数字生活环境五个维度。同时，研究还引入了多个控制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就业状态和健康状况，以排除其他因素对幸福感的干扰。此外，研究采用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Two-Stage Least Squares, 2SLS）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实证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通过多种回归方法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采用二元分类还是五级分类的幸福感指标，数字经济发展对幸福感的正面影响均具有统计显著性。此外，研究还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具体体现在不同年龄、教育水平和数字使用频率的群体之间。中年群体因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参与，更能够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而青少年和老年人由于数字素养和使用习惯的差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相对较弱。同时，高频率使用数字技术的个体能够更充分地利用数字资源，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感提升。

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幸福感的传导路径分析中，研究发现五个关键中介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其中，健康状况是最主要的中介变量，占总效应的56.4%，表明数字技术对健康素养和医疗服务的提升对幸福感具有决定性作用。其次是生活质量（35.6%）和政府效率（32.6%），说明数字技术在提升生活便利性和优化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入水平和环境质量的影响相对较小，分别占总效应的7.3%和2.0%，这表明尽管数字经济在经济层面有积极影响，但其对幸福感的提升更多依赖于健康、生活质量和治理效率的改善。

此外，研究还发现，数字依赖可能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过度依赖数字工具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削弱线下社交互动的质量，影响身体健康。因此，研究建议在推广数字技术的同时，关注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过度使用数字设备对睡眠质量和慢性疾病的影响。同时，针对老年群体和低技能劳动者等弱势群体，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友好的数字服务，以缩小数字鸿沟，确保数字经济的福利效应能够惠及更多人群。

研究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优化关键传导路径，重点提升健康和生活质量；二是缩小数字鸿沟，保护弱势群体的福祉；三是减少数字依赖的负面影响，引导居民实现健康的数字使用。这些措施旨在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提升社会福祉方面的潜力，同时确保其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通过这些策略，可以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福祉的协调发展，提升居民的整体幸福感和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