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的不良童年经历与游戏障碍：多方法视角的探究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gaming disorder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sights from multiple approaches

中国青少年不良童年经历与游戏障碍关联研究：基于网络分析、潜在类别分析及回归模型，发现81.1%参与者至少经历1种ACEs，目睹家庭暴力为核心ACE节点，学业表现差为关键桥梁节点，与GD症状显著相关（β=2.72）。LCA识别四类ACE模式，其中“暴力欺凌”类GD风险最高（β=3.15）。累计ACE分值与GD症状呈剂量反应关系。

　　这项研究聚焦于中国青少年群体中，个体不良童年经历（ACEs）、累积ACE暴露以及潜在ACE模式与网络游戏障碍（GD）之间的关系。研究团队采用网络分析、潜在类别分析（LCA）和回归建模等多种方法，试图从多角度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行为模式。研究对象覆盖了广东省广州市的9所高中，共涉及333个班级、11,335名学生，这为分析提供了较为广泛的数据基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全球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庞大，其中未成年人群体更是占据了相当比例。据相关统计，中国拥有超过1.93亿未成年人互联网用户，其中67.8%频繁参与网络游戏，这表明青少年群体在游戏方面的暴露程度较高。然而，游戏虽然可以带来社交和认知上的益处，但过度或成瘾性的使用可能导致网络游戏障碍，这是一种以对游戏失去控制、优先考虑游戏而忽视其他活动、即使面临负面后果仍继续游戏为特征的行为障碍。网络游戏障碍与一系列负面结果相关，包括焦虑、抑郁、社交退缩和学业成绩不佳等，这些影响可能持续到成年，并对长期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产生不利影响。为了反映临床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中正式将网络游戏障碍归类为一种心理和成瘾性障碍。最近的一项对84项研究的元分析显示，全球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总体患病率约为8.6%，其中中国青少年的患病率最高，达到11.7%。这表明在中国，网络游戏障碍已成为一个亟需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中国，已有研究指出10%至17%的青少年经历过网络游戏障碍，凸显了其在青少年成长阶段的显著负担。这些数据强调了识别可改变的早期风险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预防和干预策略的重要性。不良童年经历（ACEs）被认为是这类风险因素之一，它涵盖了儿童时期的各种创伤性或压力性经历，如身体或情感虐待、忽视、家庭功能障碍等。这些经历可能增加青少年对行为成瘾的易感性，包括网络游戏障碍。研究指出，经历不良童年经历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出情绪困扰、社交退缩和不安全的人际关系，这可能促使他们通过游戏来逃避或缓解负面情绪。然而，游戏虽然可能提供短暂的安慰，但持续且过度的游戏可能扭曲认知信念，强化不适应的应对方式，进而发展为网络游戏障碍。

根据“个人-情感-认知-执行”（I-PACE）模型，网络游戏障碍的形成涉及个人脆弱性、情感调节障碍、认知偏差以及执行功能受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一框架下，不良童年经历被视为早期的脆弱性因素，它们可能增加青少年对不适应的情感和认知过程的易感性，从而提高网络游戏障碍的风险。此外，其他理论视角，如自我决定理论和补偿性互联网使用理论，也表明经历不良童年经历的青少年可能通过游戏来满足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如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或者用于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因此，理解不良童年经历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的关系，需要结合心理和认知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显示，在高收入或西方国家，经历不良童年经历的青少年更容易发展为问题性游戏行为，但在中国的相关研究仍较为有限。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传统的不良童年经历，如虐待、忽视或家庭功能障碍。然而，这些传统指标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青少年所经历的不良事件。近年来，研究者建议扩展不良童年经历的概念，将学校和社区环境中遇到的困难，如校园欺凌、同伴受害和社区暴力等纳入考虑范围。在中国，学校环境是青少年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将这些因素纳入不良童年经历的分析框架中，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估青少年的早期生活压力。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以往的研究通常采用回归模型来分析童年不良经历，这些模型要么单独评估每个不良经历，要么基于累积风险分数进行分析。然而，这种做法可能忽略了不良经历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相比之下，网络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能够探索个体症状之间的关联，并揭示不同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网络分析中，节点代表具体的不良经历或症状指标，而边则表示这些节点之间的统计联系。在网络结构中，核心节点是指那些能够激活并维持整个网络的中心症状，而桥接节点则是连接不同症状集群的关键因素。识别这些核心和桥接症状有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突出维持心理障碍网络的关键特征，从而为个性化治疗策略提供新的思路。

此外，考虑到不良经历的频繁共存，许多研究使用累积风险模型，将所有不良经历赋予相同的权重。然而，这种方法可能掩盖了不良经历在群体中如何聚类和相互作用的异质性。潜在类别分析（LCA）作为一种数据驱动的方法，能够识别具有相似不良经历暴露模式的个体子群，从而克服这一局限。通过分析LCA得出的不良经历模式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识别那些因特定不良经历模式而面临更高风险的青少年。然而，目前很少有研究将网络分析或LCA应用于不良童年经历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的关系研究。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不良童年经历——包括个体指标、累积风险分数以及LCA得出的模式——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的关系。研究团队引入了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相关的更广泛不良经历指标，以提供对早期生活压力的全面评估。通过整合网络分析、潜在类别分析和回归建模，研究希望识别出与网络游戏障碍相关的关键不良经历因素和共存模式，从而为制定精准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研究对象来自广州市的9所高中，覆盖了不同经济和社会背景的青少年群体。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的集群抽样方法，首先将广州市的所有行政区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分为高、中、低三个经济层，然后在每个经济层中随机选择高中，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这种抽样方法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不同背景下的青少年群体如何受到不良童年经历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81.1%的参与者报告至少经历了一种不良童年经历，其中17.8%经历了四种或更多的不良童年经历。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不良童年经历的普遍性较高。此外，研究发现，男性学生、农村居民、非独生子女、吸烟者、饮酒者以及经历过不良童年经历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网络游戏障碍症状得分。这提示了不良童年经历可能对青少年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产生深远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和社会背景的青少年中可能存在差异。

网络分析的结果表明，“目睹家庭暴力”是不良童年经历网络中的核心节点，而“尽管学业后果仍继续游戏”则是影响最大的网络游戏障碍症状。同时，“学业成绩不佳”被识别为连接不良童年经历与网络游戏障碍症状的桥接节点，并且它也是与网络游戏障碍相关最强的个体不良童年经历。这表明学业成绩不佳可能在不良童年经历和网络游戏障碍之间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是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潜在类别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揭示了不良童年经历的四种模式：第一类为“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占66.1%），第二类为“学校人际关系不良”（占16.2%），第三类为“暴力和欺凌”（占12.2%），第四类为“父母丧失”（占5.5%）。研究发现，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这一类别相比，其他所有不良童年经历模式均与更高的网络游戏障碍症状显著相关。其中，“暴力和欺凌”模式与网络游戏障碍症状之间的关联最强（β=3.15；95% CI, 2.73–3.57），其次是“学校人际关系不良”模式（β=2.66；95% CI, 2.29–3.04）和“父母丧失”模式（β=1.14；95% CI, 0.54–1.74）。这表明，不良童年经历的模式在影响网络游戏障碍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不同类型的不良经历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此外，研究还发现，累积不良童年经历分数与网络游戏障碍症状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这意味着，不良童年经历的数量越多，网络游戏障碍的症状可能越严重。这种剂量反应关系进一步支持了不良童年经历对青少年行为障碍的累积效应，表明个体层面的不良经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作用，形成更大的心理负担。

在讨论部分，研究指出，本研究是目前针对中国青少年群体中不良童年经历与网络游戏障碍关系的较大规模研究之一。通过综合运用网络分析、潜在类别分析和回归建模，研究团队能够从多个维度探讨不良童年经历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行为模式。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不良童年经历的个体和模式层面的影响，还强调了这些经历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性。

研究团队认为，不良童年经历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是理解网络游戏障碍形成机制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下，不良童年经历可能不仅限于家庭内部，还可能涉及学校和社区环境。因此，将这些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风险。此外，研究还指出，某些文化特定的不良经历，如因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亲子分离，是常见的现象，但在许多西方国家则较为少见。因此，针对中国青少年群体进行扩展性的不良童年经历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与文化背景相关的心理负担。

在结论部分，研究指出，不良童年经历——包括个体指标、累积风险分数和潜在类别分析得出的模式——与网络游戏障碍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网络分析揭示了“目睹家庭暴力”作为不良童年经历的核心因素，以及“继续游戏尽管面临学业后果”作为网络游戏障碍症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同时，“学业成绩不佳”被识别为连接不良童年经历与网络游戏障碍症状的重要桥接节点，并且它也是与网络游戏障碍相关最强的个体不良童年经历。这些发现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在识别高风险青少年方面。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通过多维度的方法，揭示了不良童年经历如何影响中国青少年群体的网络游戏障碍。研究不仅提供了对不良童年经历的全面评估，还强调了不同不良经历模式对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差异。这些发现对于理解网络游戏障碍的形成机制，以及制定有效的预防和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团队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不良童年经历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探索如何通过干预措施减少不良童年经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