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针对老年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Effectiveness of treatment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or older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本研究通过2022年全国退伍军人健康与韧性调查，分析8.4%的受访者存在终身物理家庭暴力施暴史，发现相关因素包括更多童年及终身创伤事件、军事性性创伤、尼古丁依赖、自杀企图、敌意及酒精使用障碍，强调需针对此类退伍军人的综合筛查和干预措施。

　　在当今社会，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已成为一个广泛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军队服役人员和退伍军人群体中。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IPV的普遍性和相关因素，但针对全国代表性样本的研究仍较为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调查全国范围内退伍军人的IPV发生率，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如创伤经历和精神健康状况，从而更全面地了解这一群体的健康需求。

研究发现，在被调查的2376名退伍军人中，有208人（加权发生率为8.4%，95%置信区间为7.0–10.1%）报告称在其一生中曾实施过身体上的亲密伴侣暴力。与没有实施过身体亲密伴侣暴力的退伍军人相比，那些报告实施过身体亲密伴侣暴力的个体经历了更多的童年创伤和整体的终身创伤事件，他们更有可能报告经历过军事性创伤。此外，这些个体更可能被筛查出存在终身尼古丁依赖，报告过过去的自杀尝试，并表现出更高的敌意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实施过身体亲密伴侣暴力的退伍军人更可能被筛查出当前的酒精使用障碍，并报告当前存在被动的自杀念头。这些结果凸显了对有IPV历史的退伍军人进行综合筛查和定制干预的必要性，因为他们在创伤相关精神健康问题、物质使用障碍和自杀行为方面的风险可能更高。

在研究的背景部分，我们了解到IPV在服役人员和退伍军人群体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包括所研究的IPV类型（如身体、心理或性暴力）以及样本的特征（如现役人员与退伍军人），报告的IPV发生率存在较大差异。在退伍军人样本中，IPV的普遍性估计范围从12%到57%（Kwan等，2020）。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研究集中于过去一年的IPV发生情况，只有两项研究报告了退伍军人的终身IPV发生率。在一项针对OEF/OIF国家卫队退伍军人的研究中，Waliski等（2013）发现，17.4%的男性报告称在他们的关系中曾实施过身体上的亲密伴侣暴力。在另一项针对大学生退伍军人的研究中，Klaw等（2016）发现，12%的退伍军人表示曾在关系中抓过他们的伴侣。

已有研究表明，退伍军人中与IPV发生相关的因素包括精神健康状况，尤其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和物质使用障碍。例如，在一项针对越南退伍军人的全国代表性研究中，Samper等（2004）发现，酒精滥用或依赖与过去12个月内伴侣暴力的发生存在正相关。同样，Savarese等（2001）报告称，酒精使用量和频率的增加与越南退伍军人中丈夫对妻子的身体暴力有关。PTSD与IPV发生之间也存在持续的正相关关系。除了发现有PTSD的退伍军人比没有PTSD的退伍军人更可能报告IPV发生（Teten等，2010），研究人员还观察到PTSD症状的严重程度与IPV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如Samper等，2004）。多种精神健康状况的共同存在可能会进一步增加IPV发生的风险（Marshall等，2005）。例如，Taft等（2005）发现，抑郁和药物滥用或依赖与PTSD患者的伴侣暴力存在关联。

此外，创伤经历在实施IPV的退伍军人中也较为常见。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在社区基础的家暴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男性IPV实施者中，77%的人报告称曾经历过过去的创伤，其中62%的人报告称经历过多种创伤（Semiatin等，2017）。在另一项研究中，参加IPV实施者项目的人中，94%的人报告称在其一生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潜在的创伤事件（Potential Traumatic Event, PTE），参与者平均报告了6种PTE类型（Maguire等，2015）。在退伍军人群体中，Wolf等（2013）发现，创伤经历与身体上的亲密伴侣暴力之间也存在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通过PTSD症状的严重程度间接实现的。除了总体的创伤经历，研究还表明，身体上的亲密伴侣暴力实施者报告了更多的不良童年经历，包括言语和心理上的攻击，以及身体和性虐待（Schumacher等，2001；Stover等，2024；Taft等，2008）。在实施IPV的个体中，暴露于父母之间的暴力也较为常见（参见Delsol和Margolin，2004的综述）。

最后，研究还探讨了军队特征与亲密伴侣暴力之间的关系，尽管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战斗经历。具体而言，研究发现战斗经历与亲密伴侣暴力之间存在间接关系。然而，大多数研究表明，战斗经历与IPV之间的联系主要由PTSD所解释。例如，Taft等（2005）发现，暴露于战区暴行能够区分出PTSD阳性的伴侣暴力实施者与非暴力的退伍军人。在一项相关研究中，参与杀人行为被发现可以预测PTSD住院患者在战后实施亲密伴侣暴力的可能性（Hiley-Young等，1995）。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识别了退伍军人中与IPV相关的关键因素，但还有一些贡献因素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此外，大多数研究集中于过去一个月或一年的IPV发生情况，这限制了我们对终身IPV实施与长期结果之间关系的理解。为了填补这些空白，本研究旨在调查美国退伍军人中身体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发生率，并探索其相关的各种因素，包括额外的精神健康状况（如尼古丁依赖、非自杀性自伤）和创伤经历（如军事性创伤）。此外，我们还研究了当前的精神健康状况与终身身体亲密伴侣暴力实施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了解这一群体的持续精神健康需求。

在研究的参与者和方法部分，数据来源于2022年的国家健康与退伍军人韧性研究（National Health and Resilience in Veterans Study, NHRVS），该研究在2022年8月11日至9月12日期间的全国代表性样本中进行。参与者通过匿名的网络调查完成了问卷。NHRVS样本由Ipsos公司提供，该公司是一家调查研究公司，维护着KnowledgePanel研究小组，这是美国最早的、最大的基于概率的在线调查小组。共有2951名小组成员参与了研究。

在数据分析部分，研究分为四个步骤进行。首先，计算描述性统计以估计IPV实施的终身发生率。使用基于美国退伍军人人口统计分布（如年龄、性别、种族/民族、教育水平、人口普查地区、家庭收入、服役军种、服役年限）的后分层权重，计算了参与者的原始数量和加权发生率。这些数据来源于2021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退伍军人补充调查。

在研究结果部分，研究发现，有208名退伍军人（加权发生率为8.4%，95%置信区间为7.0–10.1%）报告称在其一生中曾实施过身体上的亲密伴侣暴力。表2展示了那些报告和未报告实施过身体亲密伴侣暴力的退伍军人在社会人口学、军事和创伤特征，以及终身精神健康状况方面的数据。在双变量分析中，报告实施过身体亲密伴侣暴力的退伍军人更可能为非白人、女性、单身，并且有更高的年度收入。

在讨论部分，鉴于退伍军人中IPV的高发生率以及以往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旨在调查美国退伍军人中身体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发生率。除了探讨与社会人口学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还调查了IPV实施与更广泛的创伤经历（如军事性创伤）和精神健康状况之间的联系。此外，研究还分析了当前的精神健康状况与终身身体亲密伴侣暴力实施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了解这一群体的持续精神健康需求。

在CRediT作者贡献声明部分，Lorig K. Kachadourian负责研究构思、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Ian C. Fischer负责研究构思和数据分析；Candice Presseau负责撰写报告；Galina A. Portnoy负责撰写报告；Robert H. Pietrzak负责研究设计、监督、资源获取、项目管理、方法论、研究执行、资金获取和研究构思。所有作者都参与了最终报告的撰写。

在贡献者部分，Lorig K. Kachadourian、Ian Fischer、Candice Presseau、Galina Portnoy和Robert H. Pietrzak都是本研究的贡献者。

在资金来源和致谢部分，本研究没有获得外部资金支持。报告中表达的观点和意见仅代表作者，不应被理解为美国政府的观点。Lorig K. Kachadourian负责研究构思和数据分析，Robert H. Pietrzak是首席研究者并设计了研究方案。所有作者都参与了最终报告的撰写。

在利益冲突声明部分，本研究没有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