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争议的司法裁决：印度尼西亚环评诉讼中法律与科学的"问题反馈"模型研究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Adjudicating scientific dispute: Problem-feeding between law and science in Indonesia EIA litigation

本文聚焦印度尼西亚EIA(环境影响评价)诉讼中法律与科学交叉的复杂问题，研究者创新性地运用"问题反馈"模型分析框架，通过对31起挑战EIA科学实质的案件进行深入剖析，揭示了诉讼程序如何将法律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以及科学答案如何反馈影响司法裁决的机制。研究不仅证实了双边问题反馈在环评诉讼中的可行性，更强调了认知判断与价值判断在环境司法中的交织作用，为完善全球南方国家的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一座规划中的燃煤电厂或水电站即将落地，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往往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在印度尼西亚，随着2009年《环境保护与管理法》赋予环评"一票否决权"，这份原本属于科学评估的文件逐渐演变为法律诉讼的核心证据。近年来，印尼法院审理的环评诉讼案件呈现出显著转变：从最初主要挑战环评程序合规性，转向越来越多地质疑环评报告本身的科学实质。这一转变将法官推入了陌生的领域——他们不得不直面复杂的科学争议，在价值判断与认知判断之间寻找平衡。

在这一背景下，京都大学全球环境研究科的研究者Rika Fajrini开展了创新性研究，以"问题反馈"模型为分析框架，深入剖析印尼环评诉讼中法律与科学的互动机制。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通过对2010-2022年间31起挑战环评科学实质的典型案例进行系统分析，揭示了司法程序如何塑造科学问题的提出与解答，以及科学证据如何影响法律决策的复杂过程。

研究采用质性分析方法，从印尼最高法院在线数据库中收集了127起环境行政案件，筛选出72起环评相关案件，最终聚焦31起涉及科学实质争议的案件。这些案件涵盖燃煤电厂、水电站、采矿活动、土地开垦等多种项目类型，地理分布广泛。研究者通过提取各方当事人的论点摘要、证据材料、专家证言以及法官的法律推理，重构了每个案件中的问题反馈过程。

研究团队运用Thorén和Persson提出的"问题反馈"模型作为理论框架，但根据诉讼特点进行了重要修正。在传统的双边问题反馈模型中，问题从起源学科流向目标学科，解决方案再反馈回起源学科。然而，诉讼环境中的问题反馈更为复杂，涉及原告、被告和法官三方主体，可能形成多个独立且不同步的问题反馈循环。修正后的模型更好地捕捉了真实法律程序中问题反馈的动态特性。

研究结果显示，挑战环评科学实质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率达到42%，但法院的裁决往往基于程序性理由而非深入的科学辩论。原告提出的科学质疑主要集中四个方面：重大影响的遗漏（17起案件）、减缓措施的可行性（10起案件）、术语定义争议（4起案件）以及方法与数据有效性（14起案件）。这些质疑恰好呼应了环评研究界已识别的环评报告常见弱点。

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研究揭示了问题反馈在诉讼环境中的成功与失败模式。在Tanjung Jati A燃煤电厂案中，法院成功实现了双边问题反馈：法官充分考虑双方关于CO₂排放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科学论证，最终以预防原则为依据撤销了环境许可。而在Celukan Bawang燃煤电厂案中，问题反馈则因程序性障碍（缺乏诉讼资格）而中断，科学争议未被实质审理。

研究发现，成功的双边问题反馈需要满足两个关键条件：一是问题在学科间转换时保持稳定性，确保各方围绕同一核心问题展开讨论；二是解决方案能够在起源学科中得到有效实施。然而，诉讼环境中的特殊挑战——如法律从业者主导问题定义、专家证言顺序限制、缺乏同步专家证据机制等——常常导致问题反馈的不稳定性。

研究特别强调了价值判断与认知判断在环评诉讼中的交织作用。传统上，科学被视为价值中立的认知活动，而法律则专注于价值判断。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科学家在风险评估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选择（如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而法官在评估科学证据时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认知判断。印尼最高法院2023年《环境案件处理规定》要求法官从专家资质、方法准确性、科学界接受度等角度评估科学证据，这实际上要求法官承担部分认知判断职能。

讨论部分深入分析了问题反馈模型在实践中的挑战与机遇。研究表明，当法律对科学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如消除所有不确定性）时，问题反馈可能失败。但法院也可以通过适用预防原则等法律工具，在科学不确定性条件下作出合理裁决。同时，环评诉讼本身可以成为推动方法论进步的催化剂，正如Tanjung Jati A案判决促进了气候变化因素在环评中的整合。

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首先，问题反馈模型为理解法律与科学的互动提供了系统框架，有助于改善环评诉讼中的跨学科合作。其次，研究强调了价值透明化的重要性——科学家应当明确说明影响其推理的间接价值，而法官则应专注于解决价值争议而非技术细节。最后，研究为印尼及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司法管辖区提供了改进环境司法的具体路径，包括建立预审专家会议机制、制定专家证人专业指南、加强法官科学培训等。

这项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环评诉讼中法律与科学互动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指出了一条通过司法实践促进环境治理改进的道路。在全球环境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整合科学证据与法律决策，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Fajrini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工具和实践指南，值得政策制定者、法律从业者和科学界共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