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从东方来？——北阿玛良文化与原始奥瑞纳文化的定量技术比较研究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Ex Oriente L ux? A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between northern Ahmarian and Protoaurignacian

本研究针对长期以来关于地中海地区原始奥瑞纳文化（Protoaurignacian, PA）起源于黎凡特阿玛良文化（Ahmarian）的假说，首次对意大利的PA遗址和黎巴嫩Ksar Akil遗址的北阿玛良及后阿玛良层位进行了系统的石器技术定量比较。通过属性分析和多元统计，研究人员评估了石器核剥片序列不同阶段的异同。结果表明，两地技术亲缘性有限，发展轨迹迥异：Ksar Akil的北阿玛良以双向剥片生产石叶为主，而PA则强调从单向石核生产细石叶。尽管两地均出现石器小型化趋势，但Ksar Akil的后阿玛良层主要利用凿形器和屋脊形石核生产扭曲的细石叶，这在PA中并不常见。这些发现挑战了PA的黎凡特起源说，并强调了技术趋同（由复合投射技术和流动性增强驱动）的重要作用，提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出现更可能是各地觅食群体内部文化创新的结果。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对重新思考欧亚大陆现代人扩散与文化演化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大约在4.2万年前，欧洲考古记录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原始奥瑞纳文化（Protoaurignacian, PA）。这一技术组合以其精美的石叶和细石叶工具为特征，长期以来被视为解剖学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omo sapiens, amHs）首次成功殖民欧洲的关键证据。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PA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更具体地说，是源于该地区的阿玛良文化（Ahmarian）。这一“黎凡特起源说”主要基于对两地石器工具，尤其是石制投射尖状器形态相似性的观察。然而，尽管这一假说影响深远，却始终缺乏系统的、定量的技术比较研究来加以验证。与此同时，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不同人群（如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的互动、文化传播与独立创新孰轻孰重等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人员决定对PA与阿玛良文化的关系进行一番彻底的审视。为了填补定量研究空白，并更可靠地评估文化关联性，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两个关键区域：意大利的一些最早PA遗址，以及作为黎凡特地区旧石器时代序列参考标尺的Ksar Akil遗址（黎巴嫩）。该遗址包含了连续的北阿玛良文化和后阿玛良文化层序，为比较研究提供了理想材料。

本研究采用了系统的石器技术分析方法，核心在于对石器剥片序列（reduction sequence）多个阶段进行量化比较。研究人员对来自意大利三个PA遗址（Fumane, Bombrini, Castelcivita）和Ksar Akil遗址（层位XIXB至XIB）的石器组合进行了详细分析。分析侧重于完整的石叶/细石叶、石核以及工具。为了最小化原料差异和Ksar Akil遗址早期发掘可能存在的标本筛选偏差的影响，研究设定了统一的标本纳入标准（如仅分析皮质覆盖率低于33%的完整坯材）。记录的特征涵盖了多个技术域：（1）台面管理（platform maintenance），包括台面类型、形状、唇缘和打击泡特征；（2）石核开发方向（direction of core exploitation），通过坯材背疤图案和数量来评估；（3）背面凸面性管理（dorsal surface convexity），涉及坯材形态、轮廓曲度、扭曲度等；（4）石核技术，包括石核形态、剥片方向、剥片面模式等；（5）坯材选择与修整，分析工具坯材的形态特征和修整方式。对连续变量（如长宽比代表的伸长率）进行了分类处理。随后，运用多重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来探索不同遗址和层位在各技术域中的关系，并通过计算欧氏距离矩阵、层次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ing）和多维标度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来可视化和量化各组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平台维护分析揭示技术演变

对台面维护相关属性的分析表明，Ksar Akil遗址序列内部存在明显的历时性变化。下层（XIXB–XVIII）的石器多具有修整台面（faceted platforms）和显著的打击泡，暗示了硬锤直接打击技术的频繁使用。而上层（XVI–XIB）及PA遗址的坯材则更多地呈现素台面（plain platforms），打击泡趋于中等或缺失，并常见唇缘，这指示了向软锤或冲压法等边缘直接 percussion 技术的转变。聚类分析将Ksar Akil下层与其它所有组别分开，而PA的大型坯材（长度>25mm）与Ksar Akil上层聚类更近。这表明PA与Ksar Akil遗址较晚阶段在打击技术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与典型的北阿玛良层位（尤其是XVIII–XVI层）差异显著。

石核开发方向显示根本差异

在石核开发策略上，PA与Ksar Akil的北阿玛良层位（特别是XVI–XVIII层）表现出根本区别。后者以双向剥片（bidirectional flaking）为主导，坯材背疤数量多，反映了围绕石核两个相对台面进行交替剥片的策略。而PA技术体系则强烈倾向于单向剥片（unidirectional flaking）。Ksar Akil的上层（XIII–XIB）也显示出更高的单向剥片比例，使其在这一技术域上接近PA。空白尺寸（作为 reduction intensity 的代理指标）与疤痕模式仅有微弱相关，表明观察到的差异主要源于不同的文化技术选择，而非仅仅是缩减强度的结果。

背面凸面性管理指示不同目标产品

对坯材形态的管理策略进一步凸显了PA与Ksar Akil assemblages 的技术分异。PA坯材以非扭曲（non-twisted）、轮廓较直、边缘平行（subparallel）的细石叶为主要目标产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Ksar Akil的上层（XIII–XIB）充满了具有显著扭曲轮廓（twisted profile）的坯材和工具。这种扭曲特征与该层位大量使用凿形器/屋脊形石核（burin cores/carinated cores）来生产细石叶密切相关。而在PA中，虽然也偶尔使用凿形器技术，但并非系统性地追求扭曲产品。PA中的扭曲坯材更多地与石核维护过程中的特殊剥片有关。

石核分析确认技术体系之别

对石核本身的直接分析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Ksar Akil下层（北阿玛良）的石核以用于生产石叶的双向棱柱形石核（bidirectional prismatic cores）为特色。而上层（后阿玛良）则充斥着用于生产细石叶的屋脊形凿形器石核（carinated burin cores）。PA的石核则明显不同，主要是用于生产细石叶的单向平台石核（unidirectional platform cores），其形态和缩减策略与Ksar Akil的任何层位都迥然有别。聚类分析清楚地将PA石核与Ksar Akil的石核分开，特别是将后阿玛良层的石核作为一个独立的技术集群。

工具组合反映不同功能侧重

工具类型的统计显示，PA组合以修整细石叶（retouched bladelets， 通常归类为Dufour类型）占绝对优势，这些是复合工具（如投射尖矛）的关键部件。而在Ksar Akil的北阿玛良层，工具组合以边刮器（endscrapers）和经修整的石叶（retouched blades）为主，所谓的El-Wad点也通常制作于石叶上。到了后阿玛良层（XIII–XIB），凿形器（burins）的数量急剧增加，这与该层位石核技术的变化是一致的。对侧缘修整工具的形态分析也表明，PA工具更倾向于选择形态规整的细石叶进行连续修整，而阿玛良的工具修整往往更为局部化。

本研究的结果清晰地表明，尽管PA和阿玛良文化（无论是北阿玛良还是后阿玛良）都属于以生产石叶/细石叶为特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体系，但它们在具体的技术细节上存在系统性的、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贯穿于石核预备、剥片策略、目标产品形态以及工具修整等整个操作链（cha?ne opératoire）的多个环节。因此，研究结论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PA起源于黎凡特阿玛良文化的假说。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对相似环境挑战（如对高效复合工具的需求）的技术趋同（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而非人口扩散（demic diffusion）或深度的文化传播。

这一结论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它挑战了长期以来基于印象性对比所建立的欧亚大陆现代人扩散模型。其次，它强调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技术演化中趋同进化的重要性。推动这种趋同的可能因素包括：对轻型、多组件投射武器（multicomponent projectile technology）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人群流动性（mobility）的增加。这些因素可能独立地促使不同地区的群体发展出小型化的石叶技术。最后，本研究凸显了将文化变迁与生物谱系分开分析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等群体存在互动与基因交流的背景下，这有助于更清晰地识别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

总之，这项研究通过严谨的定量分析，有力地质疑了原始奥瑞纳文化黎凡特起源的传统观点，为理解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的多样性与演化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