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多功能景观中人与自然的参与式治理——来自生物圈保护区的启示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for people and nature in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s — insights from Biosphere Reserves

本综述系统探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BR）网络中参与式治理的模式、成效与挑战。文章指出，透明的沟通、公平的利益共享及早期参与能有效提升治理的合法性与成效，而项目驱动的短期参与、资源匮乏及排斥机制则构成主要障碍。BRs可借助现有地方倡议、传统知识及实践，充当连接各方行动者的平台，但需更多研究揭示不同参与模式与可持续发展成果间的因果联系。

　　

参与式治理在生物圈保护区中的实践与启示

生物圈保护区（Biosphere Reserves, BRs）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MAB）的核心组成部分，被设计为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其核心目标在于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并通过参与式治理确保决策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随着全球生态系统退化和气候变化挑战日益严峻，BRs的治理经验为如何在复杂景观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了宝贵见解。

参与式治理的概念框架

BRs的治理被定义为“决定生物圈保护区决策方式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结构与过程”。值得注意的是，MAB计划并未对BRs的治理结构作统一规定，而是鼓励各地根据社会生态背景灵活设计。研究通常将参与模式分为四类：信息共享与咨询、参与BR功能实施、参与目标设定以及在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权。这些模式并无等级之分，其适用性取决于具体情境与议题。

信息共享与咨询：构建信任的基石

研究表明，许多BR内的当地行动者对BR的存在及其宗旨认知度较低。因此，透明、持续的信息沟通是激发参与意愿的第一步。关键在于，不仅要传达BR的概念，更要清晰说明其为当地带来的机遇与潜在权衡，避免因期望落空而产生误解与不信任。特别是在有严格保护历史或殖民背景的地区，必须明确BR与单纯保护区的区别，强调其支持发展的导向，以化解“保护区即限制发展”的刻板印象。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法规执行透明度是维系长期信任的关键。

参与BR功能实施：从地方实践到区域联动

当地行动者参与BR的日常管理、监测活动，能显著增强其主人翁意识。认可并整合传统知识与实践，不仅是文化尊重的体现，更能提升管理的实效性。然而，许多参与活动受项目周期驱动，难以持续，甚至可能导致参与疲劳。成功的BRs往往善于扮演“桥梁组织”的角色，它们不直接主导所有行动，而是识别、支持并连接BR区域内已有的、与BR目标一致的本地倡议，形成非层级化的合作网络。这种策略不仅能有效利用有限资源，还能促进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学习与协作，甚至化解冲突。

参与目标设定与决策代表权：深化治理的关键

尽管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但已有案例表明，早期让行动者参与BR的规划甚至提名过程，有助于在多元利益方之间建立对话，形成共识。在决策机构（如管理委员会）中确保广泛且有代表性的成员构成至关重要，但需警惕其可能偏向精英群体而忽视普通居民的问题。采用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GIS）、严肃游戏等工具，可在低风险环境中模拟利益博弈，辅助协同管理。同时，为参与决策的利益相关者提供能力建设培训，能提升其参与质量。

参与式治理对BR目标实现的影响

有限的量化研究显示，当地居民参与治理与BR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达成呈正相关，而适应性协同管理实践则有助于同时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目标。参与过程的质量（如沟通、学习）对生态与社会成果有显著影响。例如，非洲Mono跨境BR的案例显示，在 designation 前开展包容性对话，并将既有地方组织纳入共管体系后，居民感知到对红树林的人为压力有所减轻。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定性案例，且存在地理分布不均衡的问题。难以明确归因于参与式治理本身。未来需开展更多纵向比较研究，清晰界定参与模式，并运用跨学科方法深入探讨参与式治理与具体社会生态成果之间的因果机制。

结论

BRs的实践表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其成功依赖于根据具体情境、议题和行动者关系，灵活组合不同的参与方式。从基础的信息沟通，到赋能地方行动，再到深度的决策共享，每一步都需要BR管理方具备良好的协调与 facilitation 能力。尽管挑战犹存，但BRs作为连接本地实践与全球目标的平台，其探索的经验对于推动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景观治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