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信号检测理论对心理接种抗错误信息的元分析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A Signal Detection Theory Meta-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Inoculation Against Misinformation

本综述采用信号检测理论（SDT）和分层贝叶斯框架，对33项心理接种（预驳斥）实验进行元分析。研究发现，游戏化和视频干预能持续提升对可靠与不可靠新闻的辨别能力（d′提升），且不会引发普遍性怀疑（响应偏差c无显著变化）。结果为该误解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提供了有力证据。

　　

引言

错误信息的传播正日益成为全球性威胁，它不仅侵蚀科学和公共卫生的公信力，还动摇民主制度的根基。从引发暴力骚乱的网络谣言，到影响选举公正性和疫苗接种率的虚假信息，其危害已无处不在。随着生成式AI和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的兴起，真实与操纵性信息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这使得开发预防性、可扩展的干预措施变得尤为紧迫。

在众多应对策略中，心理接种（或称“预驳斥”）展现出独特优势。其原理借鉴了生物医学中的疫苗接种：让人们预先接触经过弱化的错误信息操纵手法，并配以强有力的反驳和解释，从而建立起认知上的“抗体”，增强对未来恶意说服的抵抗力。与被动的事实核查（fact-checking）或耗时的一般性媒介素养教育相比，接种干预具有预防性、轻量级且针对性强等特点。

然而，关于其作用机制，学界存在一场重要辩论。核心问题在于：接种究竟是提高了人们区分信息真伪的辨别能力（discrimination, d′），还是仅仅诱导了一种普遍的怀疑倾向（response bias, c）？后者意味着人们可能变得对一切信息都更加怀疑，包括那些可信的内容，这无疑会带来新的风险。近期有研究声称接种主要改变了响应偏差而非提升辨别力，本研究旨在通过更严谨的方法论对此进行检验。

当前研究

为了澄清上述争议，本研究进行了两项关键工作。首先，我们将分析范围大幅扩展，对来自13篇论文的33项接种实验（总样本量N = 37,025）进行了个体参与者数据（IPD）内部元分析，这有助于避免传统元分析中常见的发表偏倚问题。这些实验涵盖了游戏化、视频类及混合型等多种干预形式，样本更具多样性。

其次，也是本研究的核心方法论创新，即采用分层贝叶斯序数回归模型来构建信号检测理论（SDT）框架。该方法尊重了研究中常用的7点Likert量表的序数数据本质，直接建模潜在的连续证据分布，并通过多个阈值（threshold）来划分观察到的反应等级。这种模型能够直接估计辨别力（d′）和响应偏差（c），同时通过分层结构（参与者嵌套于研究中）实现部分池化（partial pooling），从而提高估计的稳定性和对不平衡设计的稳健性。此外，贝叶斯估计允许我们明确模拟潜在分布的方差，放松了经典SDT中方差相等的假设。

方法

研究严格遵循预注册方案。纳入分析的研究均聚焦于基于操纵技巧的接种，要求参与者使用7点量表评估信息的可靠性或操纵性。研究设计包括前-后测（within-participant）和仅后测组间设计（between-participants）。通过精心构建的模型，我们量化了接种干预后辨别力和响应偏差的变化。

结果与讨论

分析结果清晰地表明，心理接种能够可靠地改善辨别力，同时不会引起响应偏差的显著变化。

在前-后测设计的分析中，参与者接种后的辨别力呈现出实质性的提升（中位数 = 0.29，95% ETI [0.18, 0.40]），而响应偏差的变化则不显著（中位数 = 0.09，95% ETI [-0.03, 0.21]）。这意味着参与者更擅长识别出操纵性内容（命中率提高），而对其可信内容的误判率（虚报率）并未系统性增加。

在组间设计的比较中，接种组同样表现出优于对照组辨别力（中位数 = 0.31，95% ETI [0.21, 0.42]），两组间的响应偏差差异近乎为零（中位数 = -0.03，95% ETI [-0.07, 0.00]）。

接收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进一步直观地展示了这一结果。无论是组内还是组间比较，接种条件下的ROC曲线都更靠近左上角，表明在所有反应阈值下，接种都带来了更好的辨别性能（在相同的虚报率下获得了更高的命中率）。

这种积极模式在不同干预形式（游戏化、视频等）和不同人群中均表现一致，强有力地支持了接种是通过增强对特定操纵技巧的识别能力来起作用，而非诱导 blanket skepticism（普遍性怀疑）。

结论

本项基于分层贝叶斯序数SDT的元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心理接种能在不引发可能损害可信新闻信任度的有害偏差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人们区分信息真伪的辨别力。研究结果支持将基于技巧的预驳斥作为一种可扩展、低风险的错误信息干预措施。虽然改善辨别力并非干预的唯一目标，但如果研究者希望应用SDT insights，就必须采用尊重数据分布、能妥善处理研究间和项目间变异的方法。我们在此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论，并证明先前关于接种导致普遍性怀疑的担忧并非系统性问题，因此不应阻碍学者、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大规模应用此类干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