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Woldia镇城郊土地征收对合作社住房开发的影响及小农生计转型研究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Impact of Peri-Urban Land Acquisition for Cooperative Housing Development on Smallholders’ Livelihoods in Woldia Town, Ethiopia

本研究针对埃塞俄比亚Woldia镇城郊土地征收用于合作社住房开发对小农生计的影响展开深入分析。研究人员通过混合研究方法，结合定量与定性数据，系统评估了土地征收前后农户生计资产、策略与结果的变化。研究发现，土地征收导致经济、人力和自然资产显著下降，但社会与物质资产有所改善；多变量概率模型揭示性别、年龄、补偿方式等多因素影响生计策略选择。该研究为可持续城市化背景下改善失地农民生计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和SDG 11）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城郊土地征收已成为满足住房和基础设施需求的重要手段，但这一过程往往对依赖农业为生的城郊小农生计造成深远影响。埃塞俄比亚作为全球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城市人口预计将从2012年的1600万增长至2032年的4200万，年增长率高达5.4%。这种快速增长导致城郊农田被大量征收用于住房开发，尤其以合作社住房为主要形式。尽管此类开发为无房城市居民提供了住所，改善了基础设施，但却严重侵蚀了城郊农民赖以生存的农田资源，引发失业、收入下降、生计策略被迫转型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以往研究多关注土地征收程序或环境 impacts，缺乏对生计资产系统性变化及策略选择驱动因素的深入探讨。为此，研究人员在埃塞俄比亚北部Woldia镇开展了本项研究，旨在揭示土地征收对农户生计的全面影响，成果发表于《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结合案例研究和回顾性横断面调查，通过多阶段抽样从6个Kebele（埃塞俄比亚基层行政单位）随机选取323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并辅以35次关键 informant访谈和6次焦点小组讨论。数据分析运用McNemar检验、卡方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生计资产指数及多变量概率模型（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 MVPM），评估了27项生计资产变量和16项策略决定因素。

3.1. 土地征收对生计资产的影响

3.1.1. 金融资产

土地征收导致农户收入显著下降，均值从581美元降至249美元（p<0.001），而支出从165美元增至407美元。储蓄率因补偿金存入金融机构从36%升至43%，但信贷获取率从38%暴跌至21%（p<0.001），因债权人担忧失地农户还款能力。市场可达性略有改善，因住房开发带动了市场扩张。

3.1.2. 社会资产

社会参与和互动频率显著提升：每周社交互动从85%增至95%（p=0.011），从社会协会获利的农户从86%升至94%（p=0.001）。政府支持农户在原定居点建房促进了社会关系恢复，使Idir（传统互助会）、Ikub（储蓄小组）等组织参与度增加。

3.1.3. 人力资产

就业率从98%骤降至68%（p<0.001），因农业岗位流失。健康状态与土地征收显著相关（χ2=39.4, p<0.001），教育中心可达性从69%改善至79%（χ2=137.9, p<0.001）。抚养比从1.3升至2.1（p<0.001），反映劳动力失业加剧；家庭就学子女数从1.61减至1.44（p<0.001），因收入下降影响教育投入。

3.1.4. 物质资产

房屋租赁率从10%升至28%（p<0.001），因补偿金用于建房出租；住房质量“改善”等级从4%升至31%（p<0.001）。车辆（如BAJAJ三轮车、ISUZU卡车）拥有率从0.3%增至4%。但热带牲畜单位（TLU）从3.7锐减至0.3（p<0.001），因草地被征用导致牲畜饲养难以为继。

3.1.5. 自然资产

farmland规模从1.1公顷减至0.1公顷（p<0.001），作物产量从23.76 quintals（公担）降至2.50 quintals（p<0.001）。果树数从1.1棵减至0.1棵（p<0.001），树木（如桉树、金合欢）从5.7棵减至0.3棵（p<0.001），草地面积从0.1公顷缩至0.02公顷（p<0.001），显示自然资源严重退化。

3.1.6. 生计资产指数

整体生计资产指数从0.67降至0.54。经济、人力和自然资产受损，而社会与物质资产改善，形成“资产 pentagon”形态变化。

3.2. 生计策略

3.2.1. 描述性统计

土地征收后，on-farm活动急剧萎缩：作物生产参与率从100%降至31.9%， livestock饲养从100%降至15.5%，植树从100%降至10.8%。off-farm（如 wage employment、contract farming）和non-farm活动（如小生意、本地酒精销售）则上升，分别从2%增至4%和从4%增至25.6%。性别分析显示，男性更多参与off-farm，女性转向non-farm。

3.2.2. 决定因素

MVPM模型显示，性别、年龄、家庭规模、土地征收年份（2019年为政策转折点）、补偿充足性、信贷获取、健康状态、社会网络、 farmland规模及培训 access显著影响策略选择。例如，男性选择off-farm概率高17.7%，女性偏好non-farm；补偿充足使non-farm参与概率升44.9%；培训 access提升on-farm和non-farm参与率各8.5%和9.3%。

3.3. 生计结果

收入结构剧变：on-farm收入从536.5美元降至64.7美元（p<0.001），off-farm收入从24.7美元增至50.2美元（p<0.001），non-farm收入从19.9美元跃至133.8美元（p<0.001），但总收入从581.2美元降至248.8美元（p<0.001）。支出转向食品购买，因自产粮食能力丧失。

结论与意义

研究表明，土地征收对城郊小农生计造成双重影响：负面包括经济收入下降、失业加剧、自然资源流失；正面体现为社会网络强化、住房和基础设施改善。生计策略被迫从农业向非农转型，但转型成功依赖于补偿 adequacy、信贷 access、培训等支持因素。研究呼吁政策制定者采用紧凑定居、垂直住房开发、分区 regulation等措施，减少农田占用，同时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促进生计多元化。该成果为可持续城市化提供了实证基础，直接贡献于联合国SDG 1（减贫）和SDG 11（可持续城市），对发展中国家平衡城市扩张与农民福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