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CLC来源小细胞外囊泡在3D支气管模型中的免疫调控机制研究:EGFR抑制驱动巨噬细胞M2极化的新发现
《Cell Communication and Signaling》:Molecular cargo of small EVs from NSCLC patient BALF and plasma: unveiling their role in airway inflammation and immune regulation in a novel human 3D bronchi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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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17日
来源:Cell Communication and Signaling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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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源性小细胞外囊泡(sEVs)对气道免疫微环境的调控机制这一空白领域,通过建立创新型人源3D支气管共培养模型(MucilAir-M),首次揭示了血浆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来源EVs通过抑制EGFR信号通路诱导巨噬细胞M2极化的新机制。研究发现尽管癌侧(cBALF)与非癌侧(oBALF)EVs无显著分子差异,但二者均能通过MCP-1分泌促进单核/巨噬细胞招募、血管生成及上皮间质转化(EMT),为NSCLC免疫逃逸机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在肺癌这个全球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领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所有病例的80%,其五年生存率仅为4%-17%。由于早期症状隐匿,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失去手术机会,传统放化疗效果有限,而新兴的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又存在个体差异大、毒性反应强且费用高昂等问题。究其根本,肿瘤微环境(TME)中的免疫抑制状态是制约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小细胞外囊泡(sEVs)作为细胞间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在肿瘤免疫调控中展现出重要作用,但NSCLC来源EVs对气道免疫微环境的具体影响机制仍不明确。
为攻克这一难题,Magdalena Dlugolecka等研究团队在《Cell Communication and Signaling》发表了创新性研究。研究人员通过整合纳米颗粒追踪分析(NTA)、成像流式细胞术等高精度技术,对82例NSCLC患者的血浆和BALF样本进行系统分析,并首次建立包含原代人气道上皮细胞与肺泡巨噬细胞的3D气液界面(ALI)共培养模型(MucilAir-M),模拟人体肺部微环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患者样本均来自诊断前的初治患者,确保了研究结果的临床相关性。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①通过荧光纳米颗粒追踪分析(f-NTA)定量检测82例患者血浆和BALF样本中EVs的浓度、大小及tetraspanin(CD63/CD9/CD81)表达;②采用成像流式细胞术对55例患者血浆EVs进行25种表面标志物的单囊泡分析;③建立3D气道共培养模型(MucilAir-M),将血浆EVs添加于基底侧模拟血管分布,BALF EVs添加于顶侧模拟气道环境;④通过多重细胞因子检测和乳酸脱氢酶(LDH)实验评估EVs的免疫调节功能;⑤利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技术进行蛋白质组学分析。
通过f-NTA检测发现,血浆EVs浓度显著高于BALF来源EVs(散射模式高200倍,CMDR标记高50倍),且尺寸更小(约100 nm vs. 170-180 nm)。令人意外的是,癌侧(cBALF)与非癌侧(oBALF)来源的EVs在浓度、大小和蛋白含量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尽管流式细胞术显示cBALF中调节性T细胞(Tregs)局部增加,提示存在区域性免疫抑制。
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肺癌患者BALF中早期活化的CD4+ T细胞(CD4+CD69+)减少,而晚期活化标志(CD4+HLA-DR+)增加,表明T细胞存在功能失调。更重要的是,NSCLC患者cBALF和oBALF中Tregs(CD4+CD25highCD127low)比例显著升高,且免疫抑制分子CTLA-4和CD39表达增强,这为肿瘤免疫逃逸提供了直接证据。
成像流式细胞术将患者血浆EVs分为"EV high"和"EV low"两个亚群,发现CD24+ EVs(肿瘤标志物)与CD13+ EVs(血管生成标志物)呈正相关,而CD82+(肿瘤抑制因子)与HLA-DR+(T细胞活化标志)EVs也显示协同变化,提示肿瘤进展与免疫应答之间存在动态平衡。
在创新型MucilAir-M模型中,"EV high"和"EV low"亚群均展现出显著的免疫调节能力。特别是"EV high" EVs能诱导上皮细胞分泌IL-6(增加4倍)、MCP-1(2倍)和IL-10(1.3倍),促进单核/巨噬细胞招募和血管生成。更重要的是,两种EVs均能诱导巨噬细胞M2极化,表现为精氨酸酶(ARG1)表达升高1000倍以上,同时IL-1β和IFNγ分泌减少,创造有利于肿瘤生长的免疫抑制微环境。
蛋白质组学分析发现,EVs处理后的巨噬细胞中EGFR信号通路关键分子发生显著改变。两种EVs均能下调EGFR表达,同时上调其降解调控因子EEA1、HUWE1和ITSN1。这一发现揭示了EVs通过促进EGFR降解诱导巨噬细胞M2极化的新机制,为理解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提供了全新视角。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强调,本研究首次在模拟人体肺部微环境的3D模型中证实NSCLC来源EVs能够驱动免疫抑制和肿瘤支持性变化。特别重要的是,发现EGFR抑制是巨噬细胞M2极化的关键驱动因素,这一机制将EV介导的免疫抑制与肺癌进展联系起来。这些发现不仅为理解NSCLC免疫逃逸机制提供了新视角,更重要的是提示在抗EGFR治疗中需要考虑巨噬细胞特异性EGFR调控,以避免产生促肿瘤的副作用。该研究为未来探索EVs内容物(如miRNAs)作为NSCLC治疗靶点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推动肺癌精准免疫治疗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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