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行为组学：将人类学方法融入暴露组研究以揭示环境健康中的能动性实践

《Environmental Health》：Anthroposomics: integrating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into exposome research

为解决暴露组研究将个体视为被动暴露受体、忽视人类能动性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人类行为组学（Anthroposomics）”主题研究，提出通过民族志方法整合生活经验和实践能动性，揭示人群如何感知、解释和规避环境暴露，为构建社区响应型、正义导向的环境健康干预政策提供新范式。

　　

在环境健康研究领域，暴露组（exposome）的概念自2005年由Christopher Wild提出以来，已成为研究生命周期环境暴露对健康影响的重要范式。然而，当前大多数暴露组研究采用单向、“自上而下”的模型，将个体视为被动的暴露接收者，忽视了社会、文化和行为动态，以及人们如何通过日常实践主动与环境互动并减轻暴露。这种研究模式不仅低估了暴露人群的能动性（human agency），也限制了暴露组科学在揭示复杂暴露-健康关系方面的潜力。

为此，一项发表在《Environmental Health》的研究提出了“人类行为组学（Anthroposomics）”这一新概念，旨在通过整合人类学方法，特别是民族志方法，来捕捉个体和社区在日常生活中感知、解释、避免和管理环境暴露的微观生态实践。该研究由来自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的多位学者共同完成。

为开展这项研究，作者团队运用了五种关键的发现导向型方法技术，包括：开放式参与观察（open-ende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生命史日历（life history calendars, LHCs）、感官映射（sensory mapping）、头到脚访谈（head-to-toe interviews）和家庭化学品评估（household chemical assessments, HCAs）。这些方法在墨西哥城（ELEMENT和PROGRESS出生队列）、菲律宾马利金纳鞋匠社区以及美国原住民药物使用群体中进行了应用，并结合了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pXRF）、空气传感器监测和统计建模等方法。

主要研究结果

开放式参与观察揭示文化实践与暴露管理的复杂性

在墨西哥城，研究者通过长期参与家庭聚会和日常活动，发现尽管ELEMENT队列研究已进行近二十年的健康教育，许多家庭仍继续使用含铅釉陶器（trastes de barro）。这些器皿不仅连接着家族情感与传统文化，还被认为能为食物增添风味。人们甚至发展出减害策略，如限制使用频率和避免盛放酸性食物。这一发现表明，暴露干预需结合文化敏感性和社区共设计。

生命史日历与生物样本结合量化行为实践的健康效应

在美国原住民注射甲基苯丙胺的人群中，通过LHCs发现参与者常用临时过滤器（如棉絮、烟头）过滤药物制备液以减少“电池酸”等污染物。随后通过交换使用过的注射器并进行pXRF分析，检出锌（Zn）、镍（Ni）、砷（As）、汞（Hg）等金属。统计建模显示，过滤行为与注射器中金属数量减少显著相关（调整后IRR=0.20, 95% CI 0.06–0.72）。

感官映射与空气传感结合识别工作场所暴露的动态模式

在菲律宾马利金纳的制鞋作坊，研究者与工人共同绘制感官地图，识别出胶粘剂、油漆和皮革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VOC）热点。通过部署静态传感器和记录工作实践，发现午餐休息期间开门通风可使VOC水平显著下降（β= -2.18, p=0.001）。这一结果促进了与工程师和工人的协作，以重新设计通风策略，同时尊重其社交和工作习惯。

头到脚访谈揭示化学品使用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

在菲律宾，对年轻人个人护理产品使用的访谈发现，皮肤美白产品（含氢醌和汞）的使用与服务业就业歧视密切相关。企业营销将白皮肤标榜为“富人肌肤”，而雇主明确要求员工美白肤色以“取悦顾客”。这一发现表明，减露干预需针对结构性因素（如广告监管和反歧视立法），而非仅聚焦个体行为改变。

家庭化学品评估发现室内暴露的情境逻辑

在墨西哥城PROGRESS队列的家庭评估中，记录了435种化学成分，其中138种具有独特代谢结构。研究发现，尽管空气清新剂含有害化学物，但居民因室外污水和交通污染气味而持续使用，关窗反而加剧不适。这揭示了暴露行为的情境合理性，指向需要改善基础设施而非仅告诫个体行为。

研究结论与意义

人类行为组学通过民族志方法揭示了暴露管理中的人类能动性和微观生态实践，为暴露组研究提供了“反向箭头”的视角——人群不仅是暴露的接收者，更是主动的风险管理者和环境互动者。该研究强调了三种核心贡献：一是生成可量化的“实践变量”，用于多组学建模和代理基模型（agent-based models），增强暴露测量的情境真实性；二是推动与社区共同设计干预措施，提升干预的相关性、效力和公平性；三是在资源有限的地区（如全球南部），提供成本低、预防性的健康促进策略，弥补精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和实验室组学在资源可及性上的不足。

人类行为组学不仅拓展了暴露组的理论范式，更为实现正义导向（justice-oriented）、社区响应型环境健康干预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将人类行为组学整合到多组学平台中，模拟实践对暴露的影响，并推动从个体行为改变到结构变革的政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