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磷脂抗体与抗核抗体在冠状动脉疾病进展中的影响分析

《Frontiers in Immunology》：Impact of antiphospholipid and antinuclear antibodies i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progression

本综述系统评估了抗磷脂抗体（aPL）和抗核抗体（ANA）在冠状动脉疾病（CAD）进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尽管CAD患者中aCL（抗心磷脂抗体）阳性率略高，但aPL和ANA与CAD快速临床进展（RCP）无显著关联。研究强调需更大规模前瞻性研究验证自身抗体在CAD中的意义，尤其关注年轻人群。

　　

引言

冠状动脉疾病（CAD）是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传统的心血管风险因素（如高血压、吸烟和糖尿病）在CAD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身免疫机制也可能参与其中。抗磷脂综合征（APS）是一种以血栓形成和/或产科事件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与抗磷脂抗体（aPL）的存在密切相关。APS可累及心脏，表现为瓣膜异常、CAD、心肌功能障碍等。此外，抗核抗体（ANA）作为另一种常见的自身抗体，也被提出可能是CAD的独立风险因素，尤其是在没有明确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个体中。然而，aPL和ANA在CAD进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区分快速临床进展（RCP）和长期稳定（LSS）患者方面的价值，目前仍不明确。本研究旨在评估aPL和ANA在普通人群CAD中的影响，并探讨它们在鉴别RCP和LSS患者中的潜在作用。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设计及对象

本研究采用了一项回顾性、单中心、病例对照设计。病例来源于RAPROMS研究，该研究纳入了两类CAD患者：快速临床进展者（RCP）和长期稳定者（LSS）。RCP定义为至少接受过一次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并在索引手术后10年内因疾病进展（再狭窄除外）至少接受过两次额外PCI的存活患者。LSS患者则为在索引PCI后10年内无心脏事件、临床无心绞痛症状且无创缺血检查阴性的存活患者。RCP与LSS患者按1:2的比例进行年龄和性别匹配。对照组来自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队列——Camargo队列，该队列纳入的是西班牙北部一所初级保健中心的50岁及以上男性和绝经后女性。对照组排除标准包括存在任何血栓性、血液性、结缔组织疾病或活动性肿瘤。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的伦理原则，并获得坎塔布里亚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临床数据收集与实验室研究

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数据，包括心血管风险因素和主要合并症，重点关注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事件。在患者病情稳定时采集血样。除常规生化指标（如血糖、肾小球滤过率、C反应蛋白和血脂谱）外，重点检测了以下自身抗体：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定量检测抗心磷脂抗体（aCL）IgG和IgM、抗β₂糖蛋白I抗体（aβ₂GPI）IgG和IgM；使用QUANTA Lite试剂盒检测抗磷脂酰丝氨酸/凝血酶原抗体（aPS/PT）IgG和IgM以及aCL和aβ₂GPI的IgA同型。阳性阈值设定为中高滴度。抗核抗体（ANA）检测采用人喉癌上皮细胞（HEp-2）间接免疫荧光法（IIF），筛选稀释度为1:160。ANA特异性抗体（包括抗dsDNA、抗Ro60、抗Ro52、抗SS-B、抗RNP、抗Sm、抗Jo-1、抗Scl-70、抗Ribo-P、抗着丝粒B和抗DFS70）使用基于颗粒多分析物技术（PMAT）的Aptiva CTD Essential面板进行检测。由于储存血浆样本有限，未进行狼疮抗凝物（LA）检测。

改良调整后全球抗磷脂抗体综合征评分（mGAPSS）与统计分析

调整后全球抗磷脂抗体综合征评分（aGAPSS）结合了传统血管风险因素（高血压和高脂血症）和aPL（LA、aCL、aβ₂GPI）来评估血栓风险。鉴于本研究未检测LA，采用aPS/PT抗体进行替代，计算改良版评分（mGAPSS）。统计分析采用IBM SPSS 28.0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或中位数（四分位距）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根据数据分布情况采用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研究队列基本特征

本研究共纳入180例CAD患者和210例年龄性别匹配的对照组。超过80%的参与者为男性，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与对照组相比，CAD患者有更多心血管风险因素，特别是吸烟（p < 0.05）和血脂异常（p < 0.05）。约7%的CAD患者伴有结缔组织病或有既往血栓事件史（p < 0.05）。180例CAD患者中，58例为RCP，122例为LSS。两组在基本特征、主要心血管风险因素或合并疾病方面无显著差异。实验室参数显示，CAD患者血糖水平更高，肾小球滤过率更好，血脂谱更优（可能与强化治疗有关），但C反应蛋白（CRP）水平更高（p < 0.05）。比较RCP与LSS亚组，RCP患者肾小球滤过率更低，高密度脂蛋白（HDL）水平更低，CRP水平也更低（p < 0.05）。

aPL的阳性率与类型

总体而言，CAD患者aCL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但aβ₂GPI或aPS/PT的阳性率无显著差异。分析不同抗体同型时，意外发现对照组aβ₂GPI IgA阳性率更高。虽然所有aPL在RCP患者中出现频率更高，但仅aCL IgA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各组间的aPL总负荷无显著差异。

改良调整后全球抗磷脂抗体综合征评分（mGAPSS）

CAD患者的mGAPSS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值得注意的是，RCP患者的mGAPSS评分也显著高于LSS患者（p < 0.05）。

抗核抗体（ANA）的阳性率与类型

通过IIF法检测，约四分之一的50岁以上个体ANA阳性。病例与对照组之间的总体ANA阳性率无显著差异。然而，对照组中ANA滴度为1/640的比例高于CAD患者（p < 0.05）。同样，均质型（ICAP分类中的AC-1）核型在对照组中也更常见（p < 0.05）。尽管ANA在RCP患者中总体更常见，但无论是滴度还是核型模式均无法有效区分RCP与LSS亚组。通过PMAT技术检测ANA特异性抗体，各组间在特定自身抗体（包括抗Ro/SSA和抗La/SSB）或其总负荷方面均未发现显著差异。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精选的CAD患者队列进行分析，对自身抗体（特别是aPL）在CAD发展及其快速进展亚组识别中的潜在作用提出了质疑。研究结果并未支持aPL或ANA与CAD进展之间存在一致的关联。尽管CAD患者整体aCL阳性率略高，且RCP患者aCL IgA阳性率更高，但这些结果并未伴随其他抗体同型或总抗体负荷的显著差异。相反，对照组aβ₂GPI IgA阳性率更高。这些观察结果表明，所检测的抗体标记物并非CAD进展的可靠预测指标。

aPL可能在年轻患者的CAD发展中起关键作用，但其在老年人群中的作用存在争议。本研究中CAD患者aCL频率的轻微升高，可能提示其是致病因素，也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本身诱导的炎症过程的后果。aCL IgA是唯一能区分RCP与LSS的同型，这一发现支持了后一种假设，因为IgA同型的临床意义本身尚存疑问。而对照组aβ₂GPI IgA阳性率更高，则进一步质疑了aPL在CAD发展中的作用。结合心血管风险因素评估的mGAPSS评分在CAD患者（尤其是快速进展者）中较高，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使用的mGAPSS方法尚未在其他队列中得到验证，应视为探索性指标，需在前瞻性大样本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近期有数据表明自身抗体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尽管有研究报道严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中ANA阳性率显著高于冠状动脉正常者，但其他研究未能证实这一发现。本研究同样未证实CAD患者中IIF或PMAT检测的ANA阳性率升高，或其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对照组中中等滴度（1/640）ANA反而更常见。这提示IIF法检测ANA的特异性有限，尤其是抗DFS70抗体在对照人群中常见，但其临床相关性低，与系统性疾病无关。因此，在基于人群的研究中应谨慎解读ANA阳性结果。

一项来自以色列的大规模人群研究首次报道了抗Ro/SSA和抗La/SSB抗体与CAD存在显著正相关，尤其在年轻和传统风险因素较少的个体中关联更强。然而，本研究并未发现PMAT检测的各类特异性抗体（包括抗SSa和抗SSb）存在组间差异。这些矛盾的结果凸显了该领域的复杂性，强调需要更大规模、设计严谨的研究来明确这些问题。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样本量有限，尽管与同类研究相当。其次，回顾性设计可能遗漏了已死亡的、可能病情更严重的RCP患者。第三，仅进行了单次aPL检测，无法确认是否为持续性阳性，也无法判断患者是否符合APS分类标准。未来研究的展望阶段，将对aPL阳性患者进行12周后复测，并检测LA，同时纳入更广泛的患者群体（包括因血管原因死亡者）以克服当前局限。此外，考虑到队列主要由中老年男性组成，结果可能反映了年龄和性别相关的免疫标记物差异。

结论

总之，本研究未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支持aPL或ANA在中老年人群CAD的发生或进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观察到一些孤立性发现，但这些应被视为生成假设而非确定性结论。重要的是，本队列中缺乏显著关联并不意味自身免疫与CAD无关，而是提示在老年个体中，自身抗体的贡献可能被传统心血管风险因素所掩盖。相反，自身抗体谱分析可能对早发CAD的年轻患者更具相关性，其中免疫介导的机制可能发挥更大作用。未来的研究应优先开展前瞻性、多中心、包含重复抗体测量的研究，并特别关注年轻人群，以更好地阐明自身免疫对CAD进展的潜在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