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的倾向性正念(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通过提升数字生活平衡,有助于降低他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程度
《Frontiers in Psychology》: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smartphone addiction through digital life balance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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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17日
来源: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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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心理特质(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通过数字生活平衡(DLB)间接影响智能手机成瘾的作用机制,基于1241名中国大学生的横断面数据,发现高mindfulness与低成瘾负相关,DLB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直接效应显著。结论支持DLB作为中介变量,并建议通过培养mindfulness促进健康数字行为。
智能手机在现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不仅提供了学习、交流和娱乐的多种功能,还极大地提升了学术研究和社交互动的效率。然而,随着智能手机使用频率的增加,其过度使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可能对学生的学业表现、人际关系以及整体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有效管理智能手机使用,防止其演变为一种依赖行为,成为教育界和心理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开始探索可能影响智能手机使用行为的心理因素,其中,正念(mindfulness)作为一种稳定的个体特质,逐渐被关注为一种潜在的保护性因素。正念指的是个体在当下保持非评判性觉察的能力,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感知和调节自身的情绪与行为。已有研究表明,正念水平较高的个体更有可能表现出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减少对技术的过度依赖。然而,关于正念如何具体影响智能手机使用行为的机制,尤其是通过哪些心理过程实现的,仍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知识空白,通过一项横断面调查,探讨正念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并检验“数字生活平衡”(digital life balance)是否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对象为来自中国山东新和大学的1,241名本科生,年龄范围在18至22岁之间。研究使用了经过验证的中文版正念注意力觉察量表(MAAS)、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AS)以及数字生活平衡量表(DLBS),以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和文化适应性。这些量表分别评估了个体的正念水平、智能手机成瘾程度以及他们在数字与现实生活中保持平衡的能力。
研究结果显示,正念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41, p < 0.05),表明正念水平越高,个体越不容易出现智能手机成瘾问题。同时,正念与数字生活平衡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r = 0.45, p < 0.05),说明正念能够促进个体在数字与现实生活中找到更健康的平衡。此外,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数字生活平衡在正念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正念对智能手机成瘾的间接影响(间接效应 = –0.18,SE = 0.019,95% CI [–0.22, –0.14])显著,而正念对智能手机成瘾的直接影响(β = –0.23, p < 0.05)同样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正念不仅通过增强数字生活平衡来减少智能手机成瘾,还可能通过其他未被纳入模型的心理机制,如情绪调节、冲动控制和自我效能等,直接发挥作用。
数字生活平衡作为一个关键的中介变量,其概念强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合理安排数字活动与非数字活动的能力。这种平衡不仅有助于维持心理健康,还能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与身体健康。研究表明,数字生活平衡能够有效缓解技术相关的压力,并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自我调节能力和社交功能。因此,理解正念如何通过促进数字生活平衡来减少智能手机成瘾,对于制定有效的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角度来看,正念与数字生活平衡之间的关系可以基于自我调节和注意力控制理论进行解释。正念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觉察自己的行为模式,并在面对诱惑时保持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这种能力使个体在使用智能手机时更加有意识地管理自己的时间与注意力,从而避免过度依赖。同时,正念的培养有助于个体识别并调节负面情绪,减少因焦虑、孤独或压力而产生的“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从而降低对智能手机的依赖倾向。
此外,研究还指出,正念可能通过多种不同的心理机制影响智能手机使用行为。例如,正念可以增强个体的注意力控制能力,使他们在使用智能手机时更加专注于当前任务,减少分心和冲动行为。同时,正念有助于个体发展更健康的数字自我调节策略,如设定使用时间、区分工作与休闲时间等,从而避免技术使用对生活节奏的干扰。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使得正念成为一种有效的保护性因素,能够减少智能手机成瘾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数字生活平衡虽然在正念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但并非唯一解释。这意味着,正念对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可能涉及更复杂的心理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情绪调节、冲动控制和自我效能等。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些潜在的机制,以更全面地理解正念在技术使用行为中的作用。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样本的单一性和研究设计的横断面性质。所有参与者均来自同一所大学,这可能导致结果的外部效度受到一定限制。此外,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明确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纵向或实验研究来验证正念与数字生活平衡是否能够预测智能手机成瘾的变化。同时,研究仅使用了单维度的正念量表(MAAS),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更全面的多维度正念测量工具,以更准确地反映正念的复杂性。
在实际应用方面,本研究的发现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数字素养培养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在课程中融入正念训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技术使用行为,从而降低智能手机成瘾的风险。此外,正念的培养还可以促进学生在数字与现实生活中找到更健康的平衡,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关注如何将正念干预措施有效整合到教育体系中,以支持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数字适应能力。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正念与智能手机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并揭示了数字生活平衡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不仅加深了对正念如何影响技术使用行为的认识,也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更大、更具多样性的样本中进行,并采用更长的研究周期以探索正念与数字生活平衡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时,结合行为数据和多维度的心理测量工具,可以更全面地评估正念对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路径,从而为实际应用提供更坚实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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