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期的严酷与不可预测性：从生命史理论角度理解风险行为

《Frontiers in Psychology》：Harshness and unpredictability during childhood: an approach from life-history theory to understanding risk behaviors

本研究基于生命史理论，探讨童年严厉（资源匮乏）和不可预测性（家庭环境不稳定）与成年风险倾向的关系，并分析首次性行为延迟、当前社会经济状况、关系状态和家庭支持等调节因素。采用368名样本的气球类比风险任务（BART）数据，发现童年环境与风险倾向无显著直接关联，但女性中首次性行为延迟者童年严厉与风险倾向呈正相关。当前环境因素如关系状态在不同数据收集场景中调节作用方向不一致，提示童年与当前环境交互影响复杂。

　　在本研究中，我们探讨了童年时期经历的严苛环境（资源匮乏）和不可预测性（近端环境和家庭的不稳定）对成年人风险倾向的影响，并试图通过考虑与繁殖策略相关的权衡（如首次性行为的年龄和初潮年龄）以及当前环境因素（如是否处于稳定关系、家庭支持和居住地的贫困率）作为调节变量，来更全面地理解这些影响。研究的背景源于生命史理论，该理论强调自然选择如何影响个体在资源分配上的策略，以优化生存和繁殖的成功率。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童年环境与成年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但结果仍存在不一致，这提示我们可能需要考虑更多中介或调节变量，以揭示其背后的复杂机制。

### 童年环境与风险行为的复杂关系

生命史理论认为，个体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以适应生存和繁殖的需求。童年时期是这些策略形成的关键阶段，因为此时的环境信号能够深刻影响个体的发育轨迹和后续行为选择。严苛环境通常指资源稀缺、经济困难或家庭中存在威胁（如暴力、忽视等）的状况，而不可预测性则指家庭或社会环境的频繁变动和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可能通过塑造个体对风险的认知和反应模式，从而影响其在成年后的风险倾向。

然而，已有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童年严苛环境与更高的风险倾向相关，尤其是当个体面临强烈的死亡威胁（如暴力或死亡提示）时。这种现象可能源于个体在资源匮乏环境中采取更激进的策略，以确保短期生存和繁殖机会。相反，也有研究指出，童年资源匮乏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已经习惯了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因此更倾向于保守决策。此外，某些研究发现，童年不可预测性与风险倾向之间没有显著关联，这可能是因为不可预测性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长期策略调整上，而非短期行为选择。

这些不一致的结果表明，童年环境对风险倾向的影响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包括个体的繁殖策略倾向、当前的环境状况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等。因此，本研究不仅关注童年环境本身，还尝试通过引入这些调节变量，更全面地解析其对风险行为的影响机制。

### 研究方法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数据收集方式：一种是在大学课堂中进行的实地调查（n = 179），另一种是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的实验（n = 189）。总体样本为368名年龄在18至58岁之间的参与者，其中195人为女性。所有参与者均获得了等值于15美元的经济补偿，以确保其参与的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参与者由于任务参与度异常（如仅在30次实验中经历了一次气球爆炸）被排除在外，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标准化问卷和行为实验相结合的方式。问卷部分涵盖了童年严苛性和不可预测性的评估，以及当前环境因素（如家庭支持、贫困率和是否处于稳定关系）的测量。我们还使用了改良版的气球模拟风险任务（Balloon Analog Risk Task, BART）来评估个体的风险倾向。在BART中，参与者需要决定何时停止吹气球以最大化收益，而气球爆炸的概率会随着吹气次数的增加而上升。这一任务被设计为一个低风险情境，旨在衡量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决策倾向。

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性，我们采用了稳健回归模型（Robust Linear Models, RLM），这种模型能够有效处理数据中的异常值。此外，我们还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以评估样本规模和变量数量对结果的影响。根据分析，我们能够检测到最小效应量（f²）为0.05，这表明研究具有足够的统计效力。

### 研究结果与讨论

在描述性分析中，我们发现样本在多个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包括BART得分、家庭支持水平和贫困率等。这些差异可能源于两种数据收集环境的不同背景，例如大学学生与实验室参与者在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上的不同。此外，我们还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以探索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童年不可预测性与首次性行为的年龄呈显著负相关，这与生命史理论的预期一致。同时，我们发现童年严苛性与首次性行为的年龄之间没有显著关联，这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更细致地定义严苛性的测量维度。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我们测试了两种主要预测：（1）童年严苛性和不可预测性是否与繁殖策略相关的权衡（如首次性行为的年龄和初潮年龄）相互作用，从而影响风险倾向；（2）当前环境因素（如贫困率、家庭支持和是否处于稳定关系）是否调节童年环境与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总体样本中，童年严苛性和不可预测性均未显著预测风险倾向，这与我们的预期不符。然而，当我们仅分析女性样本时，发现童年严苛性与风险倾向之间存在正相关，但这一关系仅在首次性行为年龄较晚的女性中更为显著。

这一结果令人意外，因为根据生命史理论，延迟首次性行为通常被视为“慢”策略的一部分，意味着个体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以追求长期的繁殖成功。然而，我们的研究却发现，女性在童年经历严苛环境后，若延迟首次性行为，反而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倾向。这可能表明，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适应性策略并不总是与理论预期一致，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

此外，我们还发现当前环境因素对风险倾向的影响有限。尽管贫困率与风险倾向之间存在负相关，但这一关系并未在所有样本中都显著。同样，家庭支持和是否处于稳定关系对风险倾向的影响也并不一致。这提示我们，当前环境因素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才起到调节作用，而非普遍适用。

###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采用了多种方法和数据收集方式，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主要由大学生组成，这可能限制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因为大学生群体在年龄、社会背景和生活经验上与其他人群存在差异。其次，我们使用的BART任务可能无法充分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高风险决策，因为其支付金额较低，任务情境较为简单，这可能导致参与者在任务中的行为与现实中的风险倾向存在偏差。

此外，我们未能全面捕捉个体的生命周期特征，例如生育次数、初育年龄以及父母在童年时期的分离情况等。这些变量可能对风险倾向产生重要影响，但由于研究设计的限制，未能纳入分析。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引入更全面的变量，以更准确地刻画个体的生命周期和环境适应过程。

最后，童年严苛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测量主要依赖于自我报告，这可能受到回忆偏差的影响。此外，虽然我们在翻译和文化适应性方面进行了初步调整，但并未进行正式的文化验证，这可能影响变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因此，未来研究应考虑使用更严谨的测量方法，并结合多种数据来源，以提高研究的信效度。

### 结论与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未能找到童年严苛性和不可预测性与风险倾向之间的直接关系，但在某些条件下，如女性延迟首次性行为，童年严苛性确实对风险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结果提示我们，童年环境对风险行为的影响可能并非线性，而是受到个体繁殖策略和当前环境因素的调节。此外，研究还强调了生命史理论在理解人类行为适应性方面的价值，但也指出其在某些情境下的局限性。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理解个体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尽管童年环境可能对个体的生存和繁殖策略产生深远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绝对，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应更加注重多变量分析和跨情境比较，以揭示更复杂的适应机制。同时，研究者也应考虑采用更多样化的测量方法，以提高研究的全面性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