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还是公共利益？农业环境合同实施中的农民偏好与身份认同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Private or Public? Farmer Preferences and Identities in Agri-Environmental Contract Implementation

农业环境合同中，德国农民对公私资助的支付机制、合作方和咨询服务的偏好差异显著。研究显示，农民要求更高补偿参与私人合同，且环境型和公民型农民更倾向选择结果导向合同并投入更多土地。身份差异解释了偏好异质性，建议政策设计结合身份特征。

　　本研究旨在探讨农民对公共和私人资助的农业环境合同的偏好，重点分析合同设计特征、支付机制、合作模式和咨询服务对农民参与意愿和土地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采用了一项标签化的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DCE），针对德国366名草地农民，调查他们对不同支付方案（公共/私人）、支付标准（基于实践/基于结果）、合作选项以及咨询服务的权衡偏好。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在私人资助的合同中需要更高的补偿，相较于公共资助的合同。平均而言，受访者更倾向于基于实践的支付方式，而非基于结果的支付方式，且普遍重视免费的咨询服务，特别是在私人合同中。此外，偏好合作实施的农民显示出对自主性的强烈需求，这表明农民对合作模式持谨慎态度，更愿意保持独立操作。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将农民身份纳入分析框架。通过“良好农民”属性的心理量表，我们识别出三种潜在的身份类型：生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和公民意识强的农民。研究发现，这些身份类型在农民的偏好和土地参与决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生产主义者通常要求更高的补偿，并且投入土地面积较少，而环保主义者和公民意识强的农民更倾向于参与并投入更多的土地，即使补偿水平较低。这些发现强调了将农民身份融入农业环境合同设计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私人资助的合同中，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沟通策略和设计，以满足不同身份类型农民的需求。

在农业环境合同设计中，经济激励和行为特征共同作用，影响农民的参与意愿。许多研究表明，农民的偏好在实践中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他们对环境的重视程度、对合作的接受度以及对特定管理实践的偏好。本研究结合这些因素，探讨了如何通过合同设计来增强农民对农业环境措施的参与。特别是在私人资助的合同中，农民更关注潜在风险，因此需要有效的风险缓解机制、咨询服务和与他们身份相匹配的沟通策略。

研究还发现，私人资助的合同设计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使农民能够根据自身的土地状况和管理方式调整合同内容。这种灵活性可能使环保主义者和公民意识强的农民更容易接受私人资助的合同，因为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环保承诺和对社区的贡献。然而，生产主义者则更倾向于将农业生产的绩效作为衡量“良好农民”的标准，因此对私人资助的合同持保留态度，认为其可能影响他们的经济收益和对自身身份的认同。

通过分析农民对不同合同属性的偏好，我们发现农民对合同设计的接受度与其身份特征密切相关。例如，环保主义者更倾向于基于实践的支付方式，因为这种支付方式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管理理念执行农业环境措施，而基于结果的支付方式则可能带来不确定性，使他们需要更高的补偿。此外，环保主义者和公民意识强的农民更愿意参与私人资助的合同，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合同提供了展示自身环保能力和社区责任的机会。

在土地投入决策方面，研究发现，农民的合同选择和土地投入量之间存在显著关联。环保主义者和公民意识强的农民不仅更愿意参与合同，还倾向于投入更多的土地。这表明，他们的身份特征对土地投入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之下，生产主义者则表现出对土地投入的相对保守态度，因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农业产出，而不是环境改善。此外，研究还发现，合同设计特征对土地投入的影响较小，但合同的支付来源（公共或私人）对土地投入量有显著影响。在公共合同中，农民平均投入了更多的土地，这可能与他们对政府资助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有关。

本研究的结果对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它揭示了私人资助合同设计的关键挑战，包括农民对风险的感知、对补偿水平的期望以及对合作模式的偏好。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私人资助的合同可能面临较高的农民参与门槛，因此需要采取措施降低风险、提供咨询服务，并通过与农民身份相匹配的沟通策略来增强其吸引力。其次，研究强调了农民身份在合同设计和政策实施中的重要性，表明政策设计应考虑不同身份类型的农民，以提高合同的接受度和参与度。

在实际应用中，私人资助的合同可以作为实现环境目标的新途径。例如，基于众筹平台的私人合同，如AgoraNatura，为农民提供了独立设计和实施农业环境措施的机会。然而，这种模式仍面临挑战，包括如何确保合同的可行性、如何降低农民对私人资助合同的不确定性，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沟通策略增强其吸引力。此外，研究还指出，农民身份在合同设计中的作用不仅限于支付机制，还可能影响他们对合作模式和咨询服务的偏好。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样本仅限于德国的草地农民，且基于农民的陈述偏好，未能直接观察他们的实际行为。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实际行为数据，以验证农民在私人资助合同中的实际参与情况。此外，研究还建议，未来应探索更多影响农民参与行为的因素，如社会规范、项目可见性以及农民对私人资助合同的长期认知变化。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农民在农业环境合同中的行为，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