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材料有效性的认知：年龄歧视与沟通方式的影响

《Educational Gerontology》：Perceived efficacy of healthcare materials for older adul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role of ageism and communication framing

医疗材料中年龄框架与年龄主义感知对效果的影响及主观年龄的调节作用。通过分析150名不同年龄参与者对60则真实医疗广告的评价，发现积极年龄框架与效果感知呈线性正相关，而年龄主义感知在主观年龄较高群体中呈现倒U型关系，即适度年龄主义材料更有效但超过阈值后效果下降。研究强调应优先采用积极框架，并需通过教育干预减少主观年龄偏见对健康行为的影响。

　　在当代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信息传播方式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这项研究探讨了健康材料在描述与衰老相关的内容时，其正面或负面的表述方式以及是否存在年龄歧视，对这些材料被感知为有效的程度有何影响。研究对象为150名年龄跨度从20到80岁的参与者，他们对60条真实的健康广告进行了评价，这些广告涵盖了多种健康主题，包括但不限于预防措施、健康行为倡导和疾病管理。研究从三个维度对广告进行了评估：广告对衰老的正面或负面感受、广告是否被感知为存在年龄歧视，以及广告在促进积极健康行为方面的有效性。通过层级线性和二次回归分析，研究揭示了正面表述与健康材料被感知为有效的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而年龄歧视的感知则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的二次关系，且受到个体主观年龄的影响。

研究中提到的“主观年龄”是一个关键概念，指的是个体对自身年龄的主观感受，而不仅仅是其实际的生理年龄。主观年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个体感受到的年龄、个体希望拥有的年龄，以及个体认为自己看起来的年龄。这些感受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社会文化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媒体对老年人的呈现方式。在本研究中，主观年龄被用作一个调节变量，以探讨其如何影响健康材料的感知效果。结果显示，对于那些主观年龄较低（即更积极看待自己年龄的人），健康材料中的年龄歧视并不显著提升其被感知为有效的程度。然而，对于主观年龄较高（即更消极看待自己年龄的人），适度的年龄歧视反而可能提高他们对健康材料有效性的评价，但当年龄歧视程度进一步增加时，这种正面效果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这一发现引发了对健康材料设计和传播策略的深入思考。一方面，正面的健康信息似乎更有可能激发老年人对健康行为的积极态度和行动意愿，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即老年人更倾向于关注和记住积极的信息，而非消极的信息。此外，正面的健康材料在提升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积极认知方面表现出更大的优势，这可能是因为它们能够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从而促进更主动的健康行为。另一方面，年龄歧视的存在却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在那些对自身年龄有更负面看法的个体中，适度的年龄歧视反而可能被视作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这种现象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个体在面对负面信息时，会通过与自身经历进行比较，从而产生一种“向下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这种比较可能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更自信或更有动力去改变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年龄歧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带来短期的积极效果，但这种效果并不意味着年龄歧视本身是合理的或有益的。事实上，年龄歧视的存在可能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行为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年龄歧视与更高的焦虑水平、更低的幸福感以及更差的健康结果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因此，尽管某些健康材料可能在特定群体中表现出一定的有效性，但这并不能作为支持或接受年龄歧视的理由。相反，研究强调了消除年龄歧视在健康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通过教育干预来改善老年人对自身年龄的负面认知的必要性。

研究还发现，健康材料的正面表述与老年人的主观年龄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对于主观年龄较低的个体，正面的健康信息更容易被接受并产生积极的反应，而主观年龄较高的个体则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对适度的年龄歧视表现出更强的反应。这种差异表明，健康材料的设计需要考虑到目标受众的主观年龄特征，以确保信息传递的有效性。例如，对于那些对自身年龄持较为消极态度的老年人，健康材料可能需要在强调正面信息的同时，也适度地提及年龄相关的挑战，以避免他们因感到被忽视或贬低而产生抵触情绪。然而，这种策略必须谨慎实施，因为过度强调年龄歧视可能反而削弱健康信息的传播效果。

此外，研究还指出了健康信息传播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个体对自身年龄的主观认知可能影响他们对健康材料的接受度和反应。主观年龄较高的个体可能更容易受到年龄歧视信息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健康信息的接受度一定会提高。相反，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歧视的感知在主观年龄较高的个体中可能呈现出一个“倒U型”曲线，即随着年龄歧视程度的增加，健康材料的有效性先上升后下降。这种非线性关系提示我们，健康信息的设计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够传达必要的健康信息，又不会因年龄歧视的元素而削弱其整体效果。

在实际应用中，这些研究结果为健康信息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健康信息的设计者应优先采用正面的表述方式，以增强老年人对健康行为的积极态度和行动意愿。正面的健康信息不仅能够减少年龄歧视的负面影响，还能够提升老年人的整体健康意识和自我效能感。其次，健康信息的传播应考虑个体的主观年龄特征，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异化的策略。例如，对于主观年龄较低的个体，可以更直接地强调健康行为的益处，而对于主观年龄较高的个体，则可能需要在信息中融入更多的社会支持元素，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参与感。

研究还强调了教育干预的重要性。通过减少老年人对年龄歧视的内化，可以改善他们对自身年龄的负面认知，从而提高他们对健康信息的接受度和反应。这种干预可能包括通过正面的媒体形象和积极的社会对话，帮助老年人重新构建对自身年龄的积极看法。此外，研究还建议，健康信息的传播应更加注重个性化和情境化，以适应不同个体的需求和背景。例如，针对不同健康状况、不同文化背景或不同健康行为倾向的老年人，健康信息的内容和形式可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确保其有效性。

尽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主要关注了健康材料的感知效果，而没有直接测试这些材料是否能够实际影响老年人的行为。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健康材料的实际传播效果，而不仅仅是其被感知的有效性。其次，主观年龄是一个动态的变量，可能受到多种情境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在不同的健康环境中测试主观年龄对健康材料效果的影响，以更全面地理解其作用机制。此外，研究中使用的健康材料虽然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但由于缺乏具体情境，可能无法完全反映真实世界中的传播效果。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在实际的健康环境中测试健康材料的效果，以提高研究的实用性。

最后，研究还指出，由于所有参与者都是通过英国平台招募的，因此可能存在文化或地域偏见，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尽管已有研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现了正面年龄表述对健康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但更多跨文化的研究仍然需要进行，以确保这些发现的广泛适用性。同时，研究的在线数据收集方式可能引入系统性的偏差，例如对数字素养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参与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样本的多样性，以确保研究结果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不同群体的需求和反应。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为健康信息的传播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它表明，正面的健康信息在提升老年人对健康行为的接受度和行动意愿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而年龄歧视的感知则可能对某些群体产生复杂的、非线性的影响。因此，健康信息的设计者和传播者应更加关注如何在信息中平衡正面与负面元素，以确保其能够有效传达健康信息，同时避免年龄歧视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研究还强调了主观年龄在健康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提示我们应更加关注个体对自身年龄的主观认知，并据此调整健康信息的传播策略。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优化健康信息的传播方式，也为改善老年人的健康行为和提升其生活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