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认知之间存在哪些差异？从认知差距、异质性以及跨层面驱动机制的角度进行分析

《Applied Geography》：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residents’ perceptions? Insights from perception gap, heterogeneity, and cross-level driving mechanisms

本研究提出空间明确的认知-生态反馈框架，整合InVEST模型与问卷数据，量化喀斯特地区农户对五类生态服务的感知差距，揭示个体与环境驱动机制，为差异化治理提供依据。

　　本研究围绕生态系统服务（ES）的认知与实际供给之间的差异展开，探讨了如何通过整合主观感知和客观数据，揭示农民对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差距，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差距的形成机制。生态系统服务作为人类福祉和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其可持续管理不仅依赖于科学的评估方法，还离不开公众对生态功能的认知与理解。然而，当前的研究往往将客观测量与主观感知评价割裂开来，缺乏对两者关系的深入分析和系统整合。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导致了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差异的识别不够全面，进而影响了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在生态脆弱区域，例如中国南方的喀斯特地区，这一问题尤为突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生态恢复政策的推进，农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观需求与实际供给之间的差距逐渐显现。这种差距不仅影响了生态保护的效果，还可能引发资源过度利用或保护措施失效等问题。因此，建立一个能够同时反映主观认知和客观供给的框架，对于实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和促进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空间显式的认知—生态反馈概念框架，将InVEST模型输出与问卷调查数据相结合，用于连接客观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主观的认知。这一框架的核心在于识别和量化“感知差距”，即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之间的差异。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不仅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农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实际认知，还能够揭示这些认知背后的驱动因素，为制定更加精准和有效的生态治理策略提供依据。

在具体方法上，本研究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作为典型案例，该地区是中国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域，具有高度的生态异质性。通过对五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食物供给（FP）、水源涵养（WY）、土壤保持（SR）、碳固存（CS）和栖息地质量（HQ）——的感知差距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者发现，农民对FP和WY的主观需求普遍高于实际供给，形成了正向的感知差距；而对于CS和HQ，主观需求则低于实际供给，呈现出负向的感知差距。这种差异的存在表明，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在农民认知中的重要性存在显著的不匹配，而这种不匹配可能源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感知差距的形成机制不仅受到个体层面因素的影响，如环境价值观、人口特征和教育水平，还受到村落层面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影响。例如，农民的环境价值观决定了他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倾向，而人口特征如年龄和教育水平则可能影响他们对某些服务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在村落层面，自然条件如降水、地形和土地利用状况直接决定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实际供给水平，同时，这些条件也通过资源获取的便利性间接塑造了集体认知的基准。因此，感知差距的形成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交织的过程，需要从个体与村落两个层面进行综合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捕捉这些多层因素对感知差距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分层线性模型（HLM）。这一模型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同时分解组内和组间方差，并允许个体层面的关系在不同村落环境中有所变化。通过HLM，研究者能够更清晰地识别出哪些个体特征在特定村落背景下对感知差距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以及哪些村落特征在整体上对感知差距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分析方法不仅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也为未来的生态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在农民认知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不仅反映了服务本身的特性，也揭示了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例如，食物供给和水源涵养等直接关系到农民生计的服务，在主观认知中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而碳固存和栖息地质量等间接服务则被低估。这种认知偏差可能源于农民对生态系统的实际体验和对生态价值的理解有限，尤其是在生态脆弱区域，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认知与供给之间的不匹配。

此外，研究还发现，村落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对感知差距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坡度较大的耕地可能限制了农民对食物供给的感知，而较高的森林覆盖率则可能增强了他们对栖息地质量的认知。这些发现强调了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农民的认知视为统一的变量，而应考虑到不同村落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农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和评价。

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一个空间显式的认知—生态反馈框架。这一框架不仅整合了主观感知和客观供给的数据，还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通过这一框架，研究者能够更系统地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以制定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生态治理策略。同时，这一框架也为未来的生态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在分析生态系统服务时，应更加关注主观认知与客观供给之间的互动，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评估。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的结果对于生态脆弱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在农民认知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这意味着在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时，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应根据不同的服务类型和农民的认知差异，采取差异化的治理策略。例如，针对食物供给和水源涵养等农民关注度较高的服务，可以加强资源管理和供给保障，以减少感知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对于碳固存和栖息地质量等农民关注度较低的服务，则可以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和政策沟通，提高公众对这些服务价值的认识。

其次，研究强调了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个体和村落层面的多因素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感知差距的形成机制，还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加细致和针对性的建议。例如，在个体层面，可以通过提升农民的环境教育水平和改变他们的环境价值观，来缩小感知差距；而在村落层面，则可以通过改善自然条件和优化资源分配，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的实际供给水平，从而增强农民对这些服务的感知和认可。

最后，本研究还指出，生态治理不能仅依赖于技术手段，还应注重社会—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通过建立一个空间显式的认知—生态反馈框架，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为实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这一框架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提高生态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为未来的生态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总之，本研究通过整合主观感知和客观供给数据，揭示了农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差距及其形成机制，为生态治理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研究强调了在生态脆弱区域，差异化治理策略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个空间显式的认知—生态反馈框架，以促进认知与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这一框架的应用范围，探索其在其他生态脆弱区域的适用性，并结合更多的实地数据和案例，深化对生态系统服务认知与供给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时，研究还呼吁政策制定者在推动生态治理的过程中，更加关注农民的认知需求和价值取向，以实现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双赢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