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细胞介素-6在社交支持与压力对未来抑郁症状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一项为期九年的前瞻性研究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Interleukin-6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Strain, and Future Depressive Symptoms

本研究探讨了炎症因子IL-6如何调节社交支持与压力对未来重度抑郁障碍（MDD）症状的影响。通过对MIDUS队列1054名社区成年人进行为期九年的随访，研究人员发现，在IL-6水平较高的个体中，较低的社交支持和较高的社交压力更能预测未来的MDD症状。该研究为理解炎症与心理社会因素在抑郁发生中的交互作用提供了重要证据，对开发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具有启示意义。

　　

在当今社会，重度抑郁障碍（MDD）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负担，它不仅给患者带来持续的低落情绪、快感缺失、食欲改变和睡眠障碍等痛苦症状，更是导致自杀风险增加和功能残疾的主要原因。尽管抑郁症的病因复杂多样，但科学家们近年来逐渐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炎症反应。特别是名为白细胞介素-6（IL-6）的炎症因子，被发现与抑郁症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然而，我们对于IL-6如何与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社会因素，如社交支持和社交压力，相互作用并共同影响抑郁症状的长期轨迹，仍知之甚少。

传统研究往往孤立地考察生物学因素或心理社会因素对抑郁的影响，忽略了它们可能存在的复杂交互作用。根据“细胞因子理论”，促炎细胞因子如IL-6可能通过改变大脑活动而诱发抑郁症状，例如减少血清素合成、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功能等。与此同时，社交支持被视为抵御抑郁的保护因素，能够缓冲压力带来的生理影响；而社交压力则可能直接加剧炎症反应。那么，一个关键问题随之产生：个体的炎症水平是否会改变社交关系对抑郁风险的影响程度？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系的Timothy Bang Hao Aw和Nur Hani Zainal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研究，成果发表在《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期刊上。研究人员利用美国中年发展研究（MIDUS）这一大型队列，对1054名社区成年人进行了为期九年的追踪调查，深入探索了IL-6水平如何调节社交支持和社交压力与未来MDD症状之间的关系。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来确保结果的可靠性。他们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和电化学发光法（MSD）两种免疫分析平台交叉测量血清IL-6浓度，以提高测量的精确度和可重复性。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CIDI-SF）评估MDD症状，并采用经过验证的量表测量参与者的社交支持和社交压力水平。统计分析方面，研究人员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主要效应和交互效应，并采用广义加性模型（GAM）进行敏感性分析以探索潜在的非线性关系。此外，还进行了协变量调整分析和调节中介分析，以考察C反应蛋白（CRP）和纤维蛋白原在观察到的关系中的可能作用。

初始分析揭示了研究样本的基本特征。参与者在基线时的平均年龄为55.19岁，男女比例均衡。相关性分析显示，ELISA测得的IL-6水平与社交支持和社交压力均呈微弱正相关，而MSD测得的IL-6则与这两者无显著关联。值得注意的是，社交支持与社交压力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r = 0.74），表明拥有更大社交网络的个体可能同时经历更多支持性和压力性的互动。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提供了有趣的发现。当使用ELISA测量的IL-6数据时，回归模型解释了未来MDD症状13.6%的方差。虽然IL-6、社交支持和社交压力的主效应均不显著，但IL-6与社交压力的交互作用（d = 0.18，p = 0.003）以及IL-6与社交支持的交互作用（d = -0.13，p = 0.033）均达到统计学意义。

简单斜率分析进一步阐明了这些交互作用的本质。对于社交支持，在IL-6水平高（d = -0.28，p < 0.001）和中等（d = -0.24，p < 0.001）的个体中，较低的社交支持显著预测更高的未来MDD症状，而在IL-6水平低的个体中则无此关联（d = -0.08，p = 0.20）。类似地，对于社交压力，在IL-6水平高（d = 0.53，p < 0.001）和中等（d = 0.26，p < 0.001）的个体中，较高的社交压力显著预测更高的未来MDD症状，而在IL-6水平低的个体中无显著关联（d = 0.06，p = 0.33）。

当使用MSD测量的IL-6数据时，结果模式部分一致。社交支持（d = -0.21，p < 0.001）和社交压力（d = 0.22，p < 0.001）的主效应变得显著，而IL-6与社交支持的交互作用不显著（d = -0.06，p = 0.312）。然而，IL-6与社交压力的交互作用仍然显著（d = 0.12，p = 0.048），进一步支持了炎症水平在放大社交压力对抑郁风险影响中的作用。

敏感性分析显示，在调整了多种协变量（如体重指数、吸烟史、慢性疾病数量和药物治疗）后，上述交互作用的模式基本保持不变，增强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广义加性模型部分证实了线性模型的结果，特别是在社交压力与IL-6的交互作用方面。

调节中介分析探索了潜在机制。研究发现，纤维蛋白原（而非CRP）在IL-6与社交压力对MDD症状的交互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纤维蛋白原水平介导了ELISA IL-6×社交压力交互效应的32.7%和MSD IL-6×社交压力交互效应的48.9%，提示纤维蛋白原可能是连接炎症、社会压力和抑郁风险的重要下游生物标志物。

综合以上结果，本研究得出几个重要结论。首先，炎症水平（以IL-6为代表）作为一个生物易感性因素，能够调节心理社会风险因素与未来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在炎症水平较高的个体中，缺乏社交支持和经历社交压力对抑郁风险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其次，这种调节模式在不同IL-6测量方法间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特别是在社交压力方面，增强了研究发现的可靠性。最后，纤维蛋白原可能部分中介了观察到的效应，为理解生物学与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机制提供了线索。

这项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在理论层面，它支持并扩展了抑郁症的“二次打击”模型，即预先存在的炎症状态（第一次打击）可能增加个体对心理社会压力（第二次打击）的敏感性。这为理解为何在相似压力环境下，有些人更易发展为抑郁提供了生物学解释。研究结果还与“缓冲假说”一致，表明社交支持的保护作用在炎症水平高的个体中尤为明显，可能通过调节HPA轴功能和神经递质活动来缓解炎症对大脑的不利影响。

在临床实践方面，这些发现提示评估炎症水平可能有助于识别对心理社会干预特别敏感的人群亚组。对于已有炎症基础疾病（如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个体，增强社交支持或减少社交压力的干预措施可能对预防抑郁产生更大效益。此外，针对炎症通路本身（如抗炎治疗）与心理社会干预相结合的综合干预策略，可能为抑郁防治提供新思路。

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了前瞻性设计、多种IL-6测量方法交叉验证、控制了大量潜在混杂因素，并探索了下游炎症标志物的中介作用。然而，作者也指出了几个局限性，包括样本主要为社区成年人，结果推广到临床人群或其他年龄组需谨慎；IL-6仅是复杂炎症网络中的一个指标；两波次设计对确立因果时序存在固有局限等。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其他炎症标志物（如IL-1β、TNF-α）的作用，考察不同抑郁症状维度（如认知症状与躯体症状）是否对炎症-社会因素交互作用有特异性反应，并利用多波次纵向数据或机器学习方法更精确地刻画这些复杂关系随时间的变化轨迹。

总之，这项研究揭示了炎症与心理社会因素在抑郁发生中的动态交互作用，强调了从生物-心理-社会整合视角理解精神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它不仅增进了我们对抑郁病因机制的认识，也为开发更具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标志着向精准精神医学迈出了重要一步。